“作家职业选择了我”

　　在正式成为作家之前，严歌苓是一名舞蹈演员。她说，小时候她喜欢唱歌、跳舞，喜欢很多东西，直到她发现自己是一个可以写作的人，一夜之间，她就从由肢体表现自己变为用文字表现自己。她自觉基因在她身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让她善于用形象的东西来记忆与思考、来表现自己。

　　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学气息浓厚的家庭：爷爷是一个搞文学的人，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演员，从小受到的熏陶，让她身上具有了接近作家的素质。严歌苓从小便饱览书籍，由此获得了良好的文学感觉。

　　在真实与虚构的天平上，严歌苓总要不由自主地倒向“虚构”一方，她说自己的弱处是“写不了新闻稿，一写新闻稿就情不自禁地编”。她胆儿小，喜欢把自己藏起来，因此她爱写小说，这样，便可以活在小说中的人物里。

　　严歌苓几乎很少在一个地方长住，刚刚把美国移民这一素材写得差不多了，她便去了非洲。非洲民众中的饥荒、苦难让她构想出《第九个寡妇》这样的题材。迁移赋予严歌苓灵感，而她生就一双“同情的耳朵”——喜欢听别人的经历，尤其是细节的讲述，这是她灵感的来源。严歌苓认为细节是非常精彩的，她喜欢坐地铁、公交，在途中听人们谈话的细枝末节，十分有趣。她说：“让自己做一个倾听者,把耳朵打开，你就有可能去写作。”

　　严歌苓笔下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女性形象，还是男主人公，甚至是反派角色，都有一点点她自己的影子。一个作家不能永远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去看待周遭的人世，而一定要站在书中人物的角度去看世界。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最相近的一点就是坚强。严歌苓承认自己是一个顽强的人，有时候也很执拗。她不喜欢别人贴在她头上的“女性作家、女权主义”标签儿，《陆犯焉识》就是她在刻画男性形象方面能力的证明。当然，陆焉识也有一点点严歌苓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因为那是以她祖父为原型的，而她身上肯定有一点点祖父的特质，比如说性格比较孤高，不爱求人。在小说中，读者看不见“严歌苓”这个人，但是小说中处处都是她自己，这种自我，严歌苓认为要诚实得多。

　　严歌苓在美国学的就是文学写作，是一位写作科班生。一讲到文学，严歌苓的话闸就打开了。她说，阅读是作者与读者双方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作家只需要展现，而不要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一旦在读者面前把小说的幕布彻底拉开，就会变得低劣。体会语词中的含义是读者自己的事情，应当由读者自己去领略。像林黛玉、薛宝钗这样子的艺术形象，需要读者参与进文本中，去想象、去体会，她们才能成活。艺术永远在不可言说的部分里。 （实习生 章林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