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晋国史，疑点、难点很多。比如晋国始君叔虞所封的唐究竟在何地？历史就有七说，其中东汉班固、西晋郑玄等认为唐在今太原，后世在今太原晋源区建有晋祠，更使“太原晋阳说”不胫而走，家喻户晓。

　　面对诸多大相径庭的观点，李尚师的大脑在梳理着一个个信息团，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诸多古籍文献，查找考古资料，实地观察地形，厘清各种说法的偏差，毅然选定“临汾盆地说”，并确定唐国地域覆盖范围。

　　探索此类疑难问题不在少数，在《晋国通史》中李尚师增列了诸多名人雅士名字和事迹，加以评述，写出242人的传记，并将国君、执政卿、卿、大夫、名流学者、九流人物表和军制变化以及出土铸（刻）铭文字器物列出专表29个，填补了以往晋国史研究的缺陷。

　　挑战与创新的激情燃烧着李尚师的心，他不断审视权威史书：《春秋》只有1.8万字，由于只记事件结果，不记事件的经过和背景，过于简略，用语隐晦；《史记》以文学笔法写史，有许多地方“失实”。他将《左传》与《春秋》《国语》等中的记载进行梳理、比较，将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互为印证，厘清了主线脉络和史实。谈及此，李尚师说，修史之人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独立之思想，敢于突破禁区，超越前人。

　　前些年，李尚师自己执笔的《晋国史》出版后，不断有人来信来函索要。这部著作在高校学生中传了又传，书皮换了不知多少遍，不少教授、学者纷纷要求再版。

　　可是，李尚师却觉得《晋国史》存在结构的短缺与内容的不足，仅采用了本末体写了事件部分，却没有个纲，也没有人物传记、地名等。修史之人要严谨，注重信息的价值量，于是他萌生出重写的念头。

　　在学界朋友们的鼓励下，在他的《晋国史》《晋国人物评传》《先秦三晋两个辉煌时期暨治国思想》三部专著的基础上，结合这多年知识和人文积累，李尚师开始了《晋国通史》的写作。

　　“修史不拘泥于前人，要兼容并蓄进行创新。”李尚师如是说。这部于2014年出版的长达150万字的巨著《晋国通史》，为国别通史，并且兼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志书的特点，被史学界称为“新型史学专著”。内容丰富，涉及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被誉为“晋国的百科全书”。

　　李尚师将自撰的“格超梅以上，品行竹之间”“写历史成败得失，评人物功过是非”的楹联，分别挂在门口和书房上。他说，修史者不能为权势所动，不被浮躁和喧嚣左右。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

　　2011年，李尚师开始编撰《治国方略史鉴》。他俯瞰五千年漫漫长史，在揭开一层层面纱后发现，源远流长的儒家，提倡“德治”“仁政”“中庸”，使国家和谐，社会安定，然而其以宗法制为核心，讲等级，守旧保守，不易于社会变革，造成社会进步缓慢。法家崇尚法治，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建立一个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规范有序的社会。其缺点是，由于手段强硬，滥用之，则容易激化矛盾，甚至造成社会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