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梦】

　　这种朴素心肠，看似不够“专业”。却无意间避开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窠臼，在那样一个年代，难得地用平视视角对待书中人物。

　　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受外文局之托，戴敦邦北上京城，为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翻译的三卷本英文版《红楼梦》配插图。这份“天赐良机”让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戴敦邦欣喜异常，也惶恐不已。

　　他至今记得，当时外文局的要求是，“画出来的画要让外国人看得懂”。因此，绘画需如说明书般展现富贵之家的生活起居、仪态妆容、文具器皿。这让贫苦出身的戴敦邦甚是为难：虽然自己把书看了好几遍，但落到纸上，那些衣物细节、内室场景究竟是怎么样的，想象不出来。

　　落笔之前，编辑部还专门开了座谈会，提了一大堆关于插图的希望和要求。座谈会上，面对各方红学权威、学者，耳闻各种学术观点、意见，戴敦邦一下子无所适从，最后连绘画形象都不能思考了，脑子里乱成浆糊。

　　幸运的是，当时最顶尖的红学专家和画坛前辈们都在北京。戴敦邦决定一一拜访，登门求教。他贸贸然跑去，而回应他的，全是赤诚热情。

　　因着《红楼梦》三个字的魅力和缘分，大师们毫无保留，对这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画家敞开了门。

　　【筑梦】

　　戴敦邦最早拜访、也是“研究红学资格最老”的阿英，给戴敦邦绘红楼的生涯定下最初的基调。

　　1977年春，在插图动笔之前，戴敦邦一度打算将画中的服饰和道具全部画成清代的。他考虑到，这样或许能有别于“文革”前几位大家的红楼画。问题是，原著为逃避清朝的文字狱，明文指出故事不发生在清朝，且戴敦邦见过杨柳青年画里着清朝服饰的《红楼梦》人物，觉得实在不美。思来想去，正在胶着时，他认识了吴泰昌。吴泰昌是阿英先生（原名钱杏村）之婿，戴敦邦就请吴泰昌引荐，去钱府请教这位“研究红学资格最老”的阿英先生。

　　可一走进阿英先生卧房，戴敦邦就后悔了。但见床上的老者已卧病多时，身体不能转侧，面色潮红发亮。戴敦邦觉得自己“太不识相”了，正在懊恼内疚之际，一抬头时，却看到钱府全家毫无难为之色，在病榻前吴泰昌握着老人的手，在其耳边告知戴敦邦的来意，老人就用和蔼的目光略作扫视，表示同意问话。

　　戴敦邦诚惶诚恐，坐在病榻前的椅子上，吴泰昌则倚坐床沿做“翻译”。阿英久病语音失真，只有家人能听懂，半个多小时的交谈，他已是精疲力竭。但意见表达得很清晰：“画红楼梦插图以明为主，不排斥其他。”如醍醐灌顶，这句话此后成了贯穿戴敦邦一生的红楼画的创作指南。

　　时隔不久，吴泰昌来函告知，“阿英先生入院抢救，医治无效，于6月与世长辞。”戴敦邦辗转反侧再三询及，是否因那天的会晤劳累所致，吴泰昌并没有回答。

　　而病榻前的对话和蕴藉其中的象征意味，并未因老人的离去而黯淡。当戴敦邦开始画小图时，当戴敦邦落笔构思红楼梦人物时，他总能清晰见到阿英先生睡卧在病榻上，看向自己的眼睛。那里有着老一辈的学者，在面对新人时，那种愿意捧出一颗心来倾囊相授的无私与热忱。

　　在北京绘制《红楼梦》插图的那些日子里，戴敦邦还认识了红学家吴恩裕。吴恩裕早年在国外专攻法律，是位法学教授，后一心专研红学。对于红学，吴恩裕有着自己的顶真和执著。

　　一次，吴恩裕带戴敦邦同游京郊西山，探寻芹圃踪迹，到了当时被部分红学家认为是“曹雪芹故居”的地点时，他正色告诫戴敦邦说：“我不认同这个说法，觉得乃纯属讹传，是伪迹，不过你可以进去看看，自辨真伪，我是不进去的。”说罢，吴恩裕立定不前。等戴敦邦进去参观一圈出来后，看到吴恩裕在老榆树下的寒风中独坐，不肯移寸步至他心中存疑的“故居”。

　　又一次，吴恩裕南来上海，到戴敦邦家里。见戴敦邦书架上放有一册《石头记》版本的论著，他立刻严肃地告诉戴敦邦，自己与这位作者不是一路的。这种严肃而决然的态度，使戴敦邦愕然。

　　因为除了学问上的坚持，吴恩裕在日常生活里是极平易近人的绅士。当时北京吴恩裕的居所，是一个略大于门卫岗亭的空间，每每戴敦邦寻上门去拜访，两人谈红说曹之际，不时听到窗外有人招呼：“吴教授在家吗？”有亲友找他介绍事情的，有邻里家庭不睦托他做和事佬的，也有带疑难问题请他解答的。

　　在困顿之中，依旧对学问有一丝不苟的坚持；　于四方杂处中，依然温润如玉有着处世的风范。这样的红学研究者，如同红学在现实生活中的表达，让戴敦邦真正看到了学问的坚守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