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走出的新闻学教授

　　从甘家回来，重新翻开2012年出版的《甘惜分文集》，往事又浮现在刘燕南心头。

　　刘燕南是文集编委会的秘书长，负责整理老师的经历和文章。有的作品年代久远，图书馆没有收录。当翻出字迹潦草的原稿，一些字连甘惜分也一时认不清了。大家把原稿一字字敲进电脑，两年共整理出180万字。

　　刘燕南这才发现，自己的老师原来“经历蛮坎坷”：他出生于四川，21岁时不顾家人反对投奔延安，后来成为政治教员，给八路军干部讲授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期间，他一度被日军俘虏，又在夜间巧妙逃出敌人控制的县城，回归共产党部队。

　　这些外人看来光鲜、传奇的经历，甘惜分却很少在讲课中提及。

　　“后来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值得一提的东西。”喻国明回忆，当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发表讲话，甘惜分是现场记录者；刘胡兰事迹、杨虎城将军被杀害等有影响力的事件，都由甘惜分最早编发或发表。

　　甘惜分的新闻之路是在战争时期的新华社启程的。曾经，他随一个谈判执行小组前往山西大同。甘惜分进市内“逛街”，被阎锡山军队的特务发现，被强制押送出境。

　　随后，通讯《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阎军虐待我战俘作苦役》发表。

　　“我好险！我差点成为被敌人暗杀的新华社记者。”甘惜分感叹，一名《晋察冀日报》记者后来也未经准许闯入大同，结果被特务设计杀害。

　　职业的转折发生在1955年。甘北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新中国那时要培养新闻人才，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新闻专业，但国家没有教材、没有师资，请新华社物色人选，就把39岁的父亲挑来，“直接说你是副教授，定的是12级”。

　　喻国明解释，在过去，13级、14级就算是级别很高的老干部了，甘惜分当副教授时，北大还只有一名正教授。

　　战争年代的政治工作经历成为登上讲台的“金字招牌”。甘北林说，父亲到北大报到，登记学历时答“初中毕业”，“初中毕业来当副教授？这个不行，没法写。对方问他还学过什么，回答说‘延安马列学院’，毕业以后是政治教员，对方说‘这行了’”。

　　尽管培养新闻人才的任务艰巨，但当时大学尚无新闻专业教材。有的老师试图从苏联翻译，但没法完全适用，一个百废待兴的学科摆在新闻人面前。

　　多名新闻学资深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甘惜分对新闻学的贡献在于，他在空白的领域里写出了讲义，慢慢整理出正式教材，改革开放后出版了《新闻理论基础》，全国通用。

　　那时中国新闻学学术著作中，该书发行量在20万份以上，这在全国绝无仅有。

　　“从新中国的角度来说，他在新闻界的资历是：最老的一代人。”喻国明说。教材出版的时候，北大新闻专业已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多时了。

　　童兵是甘惜分的第一届研究生。童兵还记得，1978年上新闻理论课的时候，甘惜分认为原先学界对新闻的定义不够严谨，倾向性不明显，“他认为，新闻除了报道事实之外还要评述事实，而且要影响舆论”。他给出的定义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

　　这位被视为正统的新闻工作者，将“新闻”的定义落在了“特殊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