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批评的禁区

　　报纸是商品还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个问题在甘惜分与另一名学者中“纠缠”了多年。

　　那时，南方一名学者主张“报纸是商品”，甘惜分撰文批评他，认为“党报怎么可能是商品”，“他说报纸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甘老师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两人的观点是相对的。”郑保卫认为，前一个观点是探讨近代报刊最早发生、产生的原因，甘惜分讲的更多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考虑问题。

　　“他们说得都对，但是限制词不一样，两个人就有很多这样的争论。”郑保卫说。

　　喻国明告诉记者，并不是说甘惜分有意附和什么观点，而是他从自己的经验真诚地认为这样是对的、是对党和国家负责任的，对人民群众是负责任的。

　　研究视角变化在1979年已有显现。童兵回忆，1979年10月，甘惜分在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组会议上发言说：“报纸是人民的，是属于人民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应当充满人民的声音，应关心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要为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而努力奋斗。”

　　此前的一个月，甘惜分还在学术发言里提出要打破批评的禁区，“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我们对干部开展无私的批评也将使那些违法乱纪者、玩弄特权者、官僚主义者知所畏惧。”

　　这些今天都是常识的观点，在多名学者看来，那时候说这些话却要承受压力，需要勇气。

　　喻国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报纸上能不能有监督性、批评性的一些表达，“这在当时的媒介功能中几乎是没有的，这是创新性的一种举动”。

　　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火车站有一个人引爆了自制的炸药包，没人受伤，新华社发了一篇简讯，不到100字，却成为新现象，成为改革标志性的信号。

　　甘惜分发现，如果不利的事情不报，对争取主动地位其实是不利的，“即使不报，各种事情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我们确定的原则就是对于不利的事情，报比不报、早报比晚报对于政府获得主动权、舆论引导权更有利”。

　　“凡是影响重大的、凡是与老百姓生活有关的、哪怕是不利的事情，也应该及时地报道。”他向中央领导写信，有前因后果、有定量分析，倡导打破这个禁区。

　　喻国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甘惜分不断在会议、文章中倡导，这个原则被官方逐渐接受，开始逐渐有控制地报道一些突发性事件，“从这一点来说，甘老师真是执着地提出问题”。

　　郑保卫说，文化大革命之前，权力得不到制约，公民监督政府和官员没有正常渠道。甘惜分提出“一个方向，多种声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有多种声音表达，“非常强调利用批评和监督的手段，让老百姓来说话”。

　　这些观点逐渐进入了官方话语体系。近年来，越来越多高级干部表态，“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同样是正能量”，四川省纪委书记甚至公开“抱怨”称“批评报道一篇也没见到”“媒体的思想还不够开放”。

　　郑保卫回忆，后来，甘惜分看到并肯定了这些进步，但总觉得做得还不够，并且在研究怎么来作好批评监督。

　　在一次会议上，甘惜分再次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语气坚决，神态激愤，“当时让与会的人都觉得有一点点紧张”。喻国明回忆。

　　“甘老师其实很执着，但他并不是固执，比较从善如流，而且坚持寻找真理，不断求索。”与他的很多学生一样，刘燕南也见证着观点的转变，“他会对早年的研究作出反思，不怕对自己的一些东西进行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