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 兵

　　新中国成立后，邓友梅从部队转业，调到了北京文联，在赵树理手下工作。有一次，他问赵树理：“您写的文章怎么看怎么顺。我写的东西怎么总有疙瘩呢？我该怎么改进？”

　　赵树理回答：“第一，少用形容词，多写形象；第二，文章写好后关上门，自己先大声念两遍。你念得顺口，别人读着就顺溜，自己念着都结巴，人家读起来也咬嘴。”

　　1951年，邓友梅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的创作组，发表了小说《咱们都是同事》，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

　　写好后，邓友梅交给团长田汉审阅。田汉读完后很高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嘛！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是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

　　这篇小说刊登在北京文联的《说说唱唱》上。不久到了“八一”建军节，赵树理让邓友梅再写一篇小说作配合，邓友梅赶写出了第二篇小说《成长》，讲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主要人物又有个女兵。

　　其实，在邓友梅作品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的就是这个女兵形象。他从没意识到这是“志鹃姐”的影子——

　　“我庆幸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请志鹃看这些作品。看了她肯定不喜欢。我写得不像，连她十分之一的面貌也没描述下来。我写她永远不会赶上王安忆。”

　　连续发表了一些作品，邓友梅对写作有了信心。从此，他就往写小说这条路上奔了。他觉得写作不难，只要有生活，再从理论上补充点知识就能闯出路来。

　　于是，邓友梅又猛补文学理论。这时他才知道，小说首先要注意主题的思想性，考虑作品的教育性，要体现时代精神……他按这些“规定”去写，却是写一篇被退一篇，一年多的时间，一篇小说也没发表。

　　“赵树理、王亚平等人认为，我虽然有文学细胞，但文化根底太差，于是决定派我去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讲习所）学习。”邓友梅回忆说，当时所长是丁玲，导师是张天翼。张天翼教给他观察生活、捕捉题材和形象的技能，也是记日记。

　　进入文学讲习所后，邓友梅认真读书，一天要读上十几个小时。讲习所规定，如果不上课，每天阅读书籍不低于5万字，他每天都读7万字以上。

　　讲习所没有专职老师，学哪一门就请哪一门专家来讲。比如讲屈原，就请游国恩，学莎士比亚，就请曹禺。

　　学习外国文学时，必读书目中有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后者是郭沫若翻译的，作家和翻译家都是名人，可是邓友梅怎么也读不进去，一看就打盹儿。他就在桌上放《浮士德》，抽屉里放一本爱看的武侠小说，一看所长丁玲走过来，就收起抽屉装着读《浮士德》。

　　丁玲很开通，她知道邓友梅偷着看武侠小说，但并没有批评。“丁玲说，有的作品知道一下就行了，有的作品爱读我就读两遍。对于作家来说，只有读得进去的作品才会起作用。”邓友梅的体会是，读书就像听收音机，每个人都有他喜欢的频道。

　　从文学讲习所出来后，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发表在1956年的《处女地》上，接着被《文艺学习》转载，引起文坛的关注，却又因此被打成“右派”，转送到辽宁盘锦地区去开垦荒山。

　　从此，邓友梅22年没再写任何东西，直到后来的“拨乱反正”，他才又有了写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