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 张芳曼制图

《草房子》的封面。张芳曼制图

《青铜葵花》的封面。张芳曼制图

《火印》的封面。张芳曼制图

　　4月4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曹文轩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曹文轩实现了华人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近日，本报记者就儿童文学与读书创作等有关问题采访了曹文轩。

　　儿童文学是培养

　　高雅趣味与高贵品质的文学

　　记者：首先祝贺你斩获国际安徒生奖。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奖项？以安徒生命名这个大奖是否意味着对经典儿童文学传统的一种接续？

　　曹文轩：中国儿童文学大河的源头之一就是安徒生，中国儿童文学的躯体里流淌着安徒生的血液。这鲜艳而纯净的血液一直滋润着中国的儿童文学。但是，现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似乎有一种趋向，就是安徒生的种种品质和情调，比如忧伤、美感、悲悯、纯净、高雅，正从儿童文学的文字世界中褪去，代之而起的是喧哗、热闹、空洞的傻笑。中国一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过去一些值得怀念的美好东西摧毁掉。他们认为安徒生是可以怀疑的，要往安徒生脸上吐唾沫。好在，更多的人——包括我在内，认为安徒生是活着的，还活在他的作品里，他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精神依然是人类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国际安徒生奖”的设立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就是一个证明。

　　记者：安徒生奖颁奖词中提到你的作品“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其实童年记忆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幸福与快乐的，可为什么你更愿意选择书写悲伤与苦痛？

　　曹文轩：我小的时候很贫穷。当时中国的农村发展很缓慢。自然灾害再加上人为因素，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今天再回过头去看，我那样的一个童年，却给了我许多非常重要的生活积累。因为生活贫困，人人都满怀着真诚的爱。小时候的许多事至今仍在我头脑中留有极深的印象，这种艰苦生活是我提笔写作的一大原因，也是我今天创作的基础。

　　苦难主题确实是我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这个主题不是凭空强加于我的文字的，而是我在对人性、存在、世界感知之后的切身体验，是我的一个判断。我相信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我并不拒绝苦难，实际上苦难是无法拒绝的。与其逃避它，不如接受它，永远在面对它的时候保持优雅的风度。与其仇恨它，不如面对它的时候抱有感恩之心。我愿意向我的读者传输这样一种对苦难的解读和态度。

　　记者：有的作家认为，儿童文学是写给小读者看的，因此内容浅显。我也感觉在儿童文学界似乎有一种“身份焦虑”，大家感到儿童文学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此你怎么看？

　　曹文轩：从文学性来讲，儿童文学没有任何特殊性。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质是完全一致的——儿童文学是文学。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只会停滞于读者的童年，是根本无法跟随这个读者一路前行的。优秀的儿童文学可以让一个孩子在长大以后，甚至垂暮之年，都还念念不忘，都还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优秀的儿童文学是可以伴随一个人的精神成长的。

　　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提出了“蹲下来写作”的概念。可是，大量被公认为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对这种姿态都不屑一顾。E·B·怀特曾说：“任何专门蹲下来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任何东西，孩子都可以拿来玩。如果他们正处在一个能够抓住他们注意力的语境中，他们会喜欢那些让他们费劲的文字的。”蹲下，没有必要；儿童甚至厌恶蹲下来与他们说话的人，他们更喜欢仰视比他们高大的人的面孔。

　　经验告诉我们：儿童确实有儿童的天性，但他们是可培养、可塑造的。儿童文学应是一种培养他们高雅趣味、高贵品质的文学，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们天性的文学。所以，儿童文学的读者并非确定不变，我们可以用我们认为最好的、最理想的文字，将他们培养成最好、最理想的读者。

　　记者：据介绍你有50多种书被翻译到国外。你觉得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在向外传播的时候，是否还存在着不易逾越的文化隔阂？

　　曹文轩：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只被本国民族所理解而世界无法理解的伟大作家。美国著名作家弗兰克·诺里斯在论什么样的作家为伟大作家时说：“成为本国头号伟大作家的，他必然不属于那个国家，他必将和托尔斯泰一样，是全世界的财富；提到托尔斯泰，难道不首先说他是小说家，其次才说他是俄国的，不是吗？”

　　所以，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应当积极走向世界。作为承继几千年文学传统的中国当代作家，有责任与世界各民族的作家一起，为人类创造最优秀的精神财富，并且通过自己文学的优质，对国际文化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研究走向世界的前提和方略。相信世界总有一天会克服偏见、语言等障碍，看到东方的中国有一块崭新的、并越来越生机勃勃的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