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作家

　　都是在做“感动文章”

　　记者：文章本身就是一种传统。能否谈一谈你写作的经验？好文章如何做？

　　曹文轩：写作对我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是我的家。

　　不仅我自己如此，我也曾经给孩子们讲写作，我说：一个人能够写一手好文章，这是一个人的美德。你日后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从军也好，从政也好，从工从商也好，都得有一个基本的本领，就是写作的本领。也许我是一个写作的人，所以对于文章的形式非常在意。而这种文章的感觉，首先要从语文教育中获得。

　　记者：语文教育一大任务就是培养孩子的写作能力。这些年你以大学教授身份深度参与了中小学语文教育工作，此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曹文轩：审美教育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教育的视野，这是教育的一大缺失。这一缺失只能通过读书，特别是读一些优美的文学作品来弥补。事实上，文学自出生以来就一直具有这样的功能。我们人，不仅仅要成为有思想、有知识的人，还要成为有情调的人。而文学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助于培养人的情调。文学能用最简练的文字，在一刹那间，就把情调输入人的灵魂与血液。从某种意义上说，语文课也就是审美教育课。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应当明确这个担当。在弥补现行教育的缺失方面，语文老师的责任和担当是无法替代的。

　　记者：谈到写作，不管是创作还是评论，往往各种观念与理论很流行，有时候是观念就像个筐，故事、题材都往里面装。

　　曹文轩：其实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在漫长的岁月中都在做着一篇“感动”的文章，但这个“感动”的文章到了现代派这里就不再做了。现代派的全部注意力都用在思想的深刻上。这种对思想深刻的无节制追求，到了后来几乎堕落为变态。当然，现代主义在将人类的思考引向形而上的思想疆域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现代派放弃做“感动”的文章则无疑是愚蠢的。文学具有悲悯情怀是先验性的，也就是说，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是因为它有悲悯情怀。现代形态的文学对古典形态的文学的叛逆，许多时候是有意为之。理由是没有的，因为你向东，所以我向西。事实上，当前的社会在进入现代状态之后，人际关系变得松懈，人的感情日益荒漠化，这个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悲悯情怀。当然，要说明的是，做“感动”文章，绝不是说去做煽情文章，更不是让自己的宝贵文字沦为矫揉造作的感伤。（张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