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P&O公司的游轮赴英留学。

　　杨绛先生的笔下，没有孤独、虚无、反意义之类的炫词，却让我们明白，原来生命如此脆弱，它离不开自由的滋润与呵护。

　　杨绛先生曾说：我只是个业余作家。

　　所谓“业余”，是与“专业”相对而言。一般来说，当下专业创作以小说为尊，是西方文学传统在中国的延续，杨绛先生也写小说，但从数量看，散文创作更多，即以小说论，也偏散文化。一般来说，散文的文体形式相对成熟，小说的发挥空间则更大。

　　杨绛先生自道业余，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自谦在文本创造方面贡献平平。

　　确实，杨绛先生的写作技巧并不复杂，止于文从字顺、明白如话，而她文章中所含的道理亦浅白，并不是多么幽深，那么，为何能被这么多读者所接受？

　　杨绛先生的创作有两个高峰期：一是上世纪40年代，她接连写了几个喜剧，风靡一时，成名还早于钱锺书先生；二是在晚年，随着《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书出版，使杨绛先生成为著名作家。

　　对比这两个高峰期，不难找出某种共性：上世纪40年代虽中国仍在战乱中，但上海局势相对平静，近百年积淀而成的市民文化基础仍在，他们是喜剧最理想观众群体；而《干校六记》等则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因改革开放，社会迅速崛起，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需求。

　　显然，杨绛先生的创作较好地契合了这两个阶段读者的需要。

　　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创作样式较多元化，但受众群体小，此外，社会有更迫切、更具体的需要，正是在这种需要的压力下，后来数十年中国文学创作走上了另一条路，即工具式创作，文学被视为达成某种现实需要的工具，致创作日趋格式化、单调化。

　　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在于它拥有自性，不尊重它本身的规律，就难出真正的好作品。回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国产名著，从今天的眼光看，艺术上均有这样或那样的硬伤，很难传诸后世，恰如孔子所言：“言而不文，其行不远。”

　　为何“业余作家”杨绛先生能突破这个窠臼呢？ 两个因素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