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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28日，著名翻译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6岁。

　　陆先生向来以个性鲜明、敢于直言闻名。比起傅先生的纯儒和杨先生的粹道，陆先生的言行似乎更带有一种狷介任侠之气。

　　陆先生在出任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时，曾经说过：“以理想主义的血肉之躯去撞击现实主义的铜墙铁壁。”在外文系升格为外文学院的成立典礼演说中，他毫不隐讳地抨击，“今天的教育强调批量化和标准化，弄得不好也会变成才智的牢笼”。他呼唤“对使命的担当和承诺，对尊严和独立的恪守，对权力话语的怀疑，对弱小的扶持，对参差多态的追求”，认为这才是他“心目中人文修养的主要内容”。这篇演讲后来以“身在丝绒樊笼，心有精神家园”为题，节选进他的《余墨集》一书中。

　　《余墨集》的其他文章，也常笔挟风雷，不时闪露锐利的锋芒。最典型的是《守住底线》一文，掷地有声地向迷失于商业大潮中的知识分子连发四问：“（一）可曾有人把你视作‘重量级人物’来向你‘进贡’钱物？你是心安理得地笑纳，半推半就地接受，还是义正词严地峻拒？……（二）你在某个学术评审机构投票或参加通讯评议时，你的学术天良有没有打盹？你的倾向性背后有无私利的驱动？……（三）你若爱好外出讲学、电视出镜之类的活动甚于本单位日复一日多少有点枯燥的常规教研工作，请问要是邀请方是清贫学子，言明无酬，你还会踊跃吗？……（四）你一年看几本书，摄入多少信息，又真正消化多少信息？你有没有面对头上的星空认真掂量过自己的学术重量？敢不敢承认其中的泡沫和水分？你可曾清夜扪心自问：我做过学术骗子或偷儿吗？”

　　真是振聋发聩，犀利透骨，足令吾辈愧惕惭惧。但在那些患了媚俗病和软骨病的人看来，陆先生的发问也许只具备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喜感吧。

　　现实生活中的陆先生言行一致，风骨凛然，好义勇为。许多刊物想让他做挂名编委，都被他坚拒，寄来的汇款单也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他还多次向系里捐款，惠及不少老师和学生。而对于个人名利，甚不介怀。复旦大学出版社陈麦青编审回忆道：“每每得了什么荣誉，开会领奖他总不起劲，常常找理由借故不去；而为本科学生上大课、作演讲，却郑重其事，且乐此不疲，更不计报酬。至于奖金，干脆连手也不过，直接让系里资助学生，还不时自掏腰包，用‘书报费’‘压岁钱’等种种名目，奖励学业优秀者……我也曾亲见他在电话中婉拒礼节拜访的大小领导，而又遵命陪他在颇为讲究的场所，好酒好菜，专请远道而来的朋友——一个在陆先生外出讲学时曾经招待过他的普通人物。”

　　有意思的是，陆先生虽是英语大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累计印数已经超过千万册，并成为联合国专用工具书；但是，陆先生却非常强调母语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课堂内外，很少卖弄那些看似高深时髦的西方理论，而是在将汉语作为维系民族精魂的纽带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比较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他在各地演讲时，经常强调的是：“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他还经常吟诵杨绛先生《我们仨》中的一段话：“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这就是“不媚上，不媚世，不媚洋，求真知，求文明，求自由”“亦中亦西，亦古亦今”（北京大学毛亮语）的陆谷孙先生。(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