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康和柳传志贯穿全书

　　“他们所有的故事差不多都在历史的褶皱中，但历史不会静止不动，总有人从褶皱中走出来。”

　　《中关村笔记》有两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一个是冯康，一个是柳传志，“这个选择本身代表了我对中关村的看法，他们天然构成中关村的基石与厦宇，有多深的基石就会有多高的大厦。”

　　尽管冯康独立创造了有限元法，自然归化和自然边界元方法，开辟了辛几何和辛格式研究新领域，为组建和指导我国计算数学队伍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之前在宁肯的记忆版图中是个空白。

　　宁肯自然没有见过大数学家冯康，他早在1993年就走完了73年的人生路。就在接受中关村选题的同时，宁肯恰巧被中国作协拉进了中国科学院“创新报国70年”报告文学项目。当一位院士介绍冯康时，对宁肯却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冲击波，“他在国际上名气很大，但是中国人几乎都不知道，这种现象本身就特别有意思。”

　　冯康的神奇之处正是打开中关村秘密的一把钥匙。让宁肯着迷的是，冯康当年已经站在世界最前沿，他如何带博士？如何进行科学探索的？“过去，我们的文学很少去关注这样的过程，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过程恰恰很文学。”宁肯还思量着，各种写中关村的著述，都没有从科学角度来深入。但冯康和学生们的科学探索过程，恰恰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底蕴，是中关村发展的基石。

　　采访柳传志，甚至几乎不会成为现实。最后是有关部门出面，才说动了柳传志。但第一次采访，宁肯分明察觉到对方有着公事公办的客套。

　　宁肯的一部小说《三个三重奏》让他赢得了和柳传志对话的权利。这本书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送给传奇企业家的。他曾经天真地猜想，柳传志会看的可能性只有1%，他甚至想第一次采访或许就是最后一次了。但接下来，他仅仅试探性地给柳传志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对方竟约定了采访时间。

　　第二次采访，他才得知柳传志不仅花了一个星期看完《三个三重奏》，还买了好几本送给家人和朋友。这是一部并不好读的先锋小说，但柳传志十分清楚地捋顺了故事和结构，还说书中贪官的塑造没有脸谱化，让宁肯暗暗惊叹其专业文学素养。从未真正对话过的两个“星球”的人，从那一刻开始变成了朋友。

　　至今让宁肯感佩的是，说到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去，柳传志始终是很平静、淡定的讲述，“他真是平中见奇。”宁肯更用华山和泰山来形容柳传志，“两座山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这两年像又上了一次大学

　　“2015年那一年，我突然想改变自己。一个人在某种尽头待的时间久了，就想在另一种尽头解脱。”

　　宁肯和中关村的相遇很偶然，但他也注定会和它相遇。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在北京胡同里长大。2015年，他有个模糊的想法，写一部北京题材的小说，为此想深入了解中关村。一次他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说，有个资助项目是写中关村的，之前约了一位国内报告文学圣手写，但后者要价实在太高。听到此处，宁肯半开玩笑说，“我给您写吧。”韩敬群愣了一下，很快说，“您写肯定能写好。”

　　上世纪90年代初，宁肯曾经离开文学，由一个诗人变成了广告人。跳出文学，从外部看文学，让他获益匪浅。他说，两年前自己再次走出文学，像又上一次大学。“快20年了，我一直浸润在文学里，浸润得太深了。我需要另外一种东西，一种类似岩石的东西。”

　　宁肯开始阅读有关中关村的书籍，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的《这里改变世界》，读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 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对于长年阅读现代主义小说的我来说，这些书原先从来不会出现在我的书单上。但当我交叉读这些文学之外的书，当我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如硅谷世界，它们又让我再次找回了文学之外的感觉。”最终，资料准备、采访用时一年半，写作用了半年。

　　盘点首次非虚构写作之旅，宁肯相信对他未来的写作，会有巨大影响，“它给我带来人生不同的界面，也会带来更结实的写作。”他说，自己会再次回到小说上来，也希望再有一种不一样的回来。

　　和那些充满活力的科学家、企业家对话之后，宁肯的文学反思不断在迸发，“没有比文学更保守的了，但现在又面临一个创新的时代，文学也需要现实创新。”此时，他的眼睛里闪动着耀眼的光芒，似乎看见了自己未来写作的曙光。（本报记者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