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纽约是把利刃，要么被它伤得体无完肤，要么将它制服，握在自己手里。”《上东城晚宴》书封的这句话是你双城生活的映射？你对纽约怎么看？

　　我爱纽约，把她视为精神故乡。有过两次长住纽约，好些年里，我几乎每年都去短住一阵。

　　第一次去纽约是2000年，我和做先锋剧场的丈夫受邀美国亚洲协会去纽约访问半年（带着八岁儿子，他在纽约上了一个学期的小学），那半年是我人生精华段落，我们观看了五六十个纽约小剧场，也称“外外百老汇”，去了几十间画廊，接触了不同国家的戏剧人，纽约本地独立影人和不同层次的艺术家。由于我那几年在上海电影集团策划部，并制作了一部真实电影《横竖横》，曾经想在电影上做一番事业，因此我自己还去纽约著名的MOMA（当代艺术博物馆）看资料电影，资料馆为我一人放映投影电影，仍然记得为我放电影的是位日本裔年轻女资料员。同时，我和丈夫也在当地进行艺术活动和各种讲座，记得有一次被日本艺术家邀请在华盛顿广场做行为艺术，连儿子都参与了，可以说是全身心沉浸在前卫艺术的氛围里。这段经历我在《阿飞街女生》里有描述。

　　那年离开纽约，就像失恋，有一种巨大的失落和怀念，以至我在三年后再去纽约，住了将近一年。第二次去纽约，我买了摄像机，原本是想做一部与纽约中国艺术家有关的纪录片，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搁下了。但这大半年的漂泊，让我遇到了很多来纽约漂泊的艺术家，为我这部上东城累积了不少素材。

　　4你如何把握小说中女性情感主题的戏剧性？

　　生活中，除了生离死别，女性一生中最大伤痛，是两性情感的伤痛。女性一旦卷入两性情感关系中，人生的戏剧性就出来了，所谓戏剧性便是冲突，尤其是内在的自我冲突。情感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深刻也是最脆弱的关系，是我作品的核心主题。

　　我更擅长探索成熟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事实上，所谓“成熟”，是对爱的瓦解。爱具有非理智和非功利的特质，然而，成熟的标志是理性，是现实中各种利害关系的权衡，便有了自我质疑和挣扎，任何充满挣扎的关系也是最有戏剧张力的关系，让你窥见人性的复杂幽微和沉在最深处的底色，是最有利于小说和戏剧的生长空间。那些看起来成熟却可能充满缺憾的情感关系，更让人唏嘘不已。

　　5你对女性细腻心理与复杂情感写得到位，这种讲故事的能力，你认为源自女性作家的优势？

　　我的小说情节几乎都是以女性视角展开。这些女性人物，几乎跟随我自身的生命旅程，进入不同的时代，经历变迁带来的震荡。常常，爱输给了现实，却也不那么简单。

　　也许我更擅长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隐藏的可以称为“池水微澜”的潜在冲突。城市生活太具体太现实，如果要逃脱为生存挣扎的人生，必然要进入某种规则和次序的轨道上。这样的生活虽然免于风险却也庸常无聊。女人总是比男人更加不甘心，也更加天真，她们的突围失败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回到日常轨道，然而内心每天在演绎悲剧却无人知晓。

　　说到讲故事能力，应该说并没有男女作家之分。“讲故事”是一种叙述能力。我的这一能力还得归功于我父亲。小时候父亲每晚对着英语读物给我和妹妹讲故事，其中有李尔王、格林童话、马克吐温和王尔德写的故事，故事讲完了，我却无法从故事的情境中出来，常常一个人对着天花板复述故事。我被母亲送进托儿所的全托班，我哭闹要回家，老师便让我给小朋友讲故事，我一讲故事就安静了。我的讲故事才能一路发挥，在中学，即使和同学看同一本书，她们也会要求我把看过的书再讲一遍，我给她们讲《呼啸山庄》讲《简爱》，一遍又一遍，她们听不厌我也讲不厌，可见，我的“讲故事”能力是有童子功的。

　　6你认为你个人的风格是什么？

　　有一段评论是这么说的，“可以写温暖故事的作家，比比皆是。而像唐颖这样用饱蘸糖水的水果刀一下一下削出城市人骨髓里的伤痛的作品，很少。”我想，我更接近日本作家那一路风格，文笔蕴藉，细节丰满，在富于质感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展示人物命运。

　　7《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包括上东城等等，不乏“上海女人”的经典符号特性：独立自省、精致利己，你认为上海女人是怎样的？

　　这“上海女人”也可以换成“都市女人”。我笔下的女性是在大城市的背景下成长，而且是在上海这么一个有国际化传统的城市，因此她们的女性自我意识比其他地区的中国女性可能更强一些，这是城市文明给予她们的先天的优势。以前人们嘲笑上海男人是小男人，这既反映了大男子主义的社会现状，也反衬了上海女人是大女人，或者说，这是个男女平等的城市，女人们不依附男性，先从经济上然后从精神和心理上获得独立，我不可能在小说里阐述女性主义理论，但我骨子里是个女性主义者。我小说中的女性都是独立的，处在历史转型、新旧价值观念冲突交替时期的上海新女性有着比张爱玲的女人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同时也面临更为复杂混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