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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文珍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在已经收获了一些声名的青年作家中,文珍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她出身北大中文系,出版过几部反响不错的小说,摘得过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老舍文学奖等分量不轻的奖项,此外却还有一份非常“正统”的主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编过不少同辈青年作家的书。最近,她自己的新作《柒》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收入了她这些年发表于《十月》《人民文学》《单读》等文学期刊上的七个短篇小说。七个故事均围绕女性的婚姻爱情展开,如同张爱玲般,既“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同时也在一定层面上凸显出了她自己作为女性写作者,对现代女性所面对的诸般问题的思考剖析。
从故事的层面看,文珍一直在写她熟悉、而万千读者更熟悉的主题:越轨、偷情、师生恋、校园恋,男欢女爱,如此种种。从张爱玲、琼瑶开始,这类题材早已被作家们触及得过多以至于泛滥,然而又不能否认的是,它们是沉浮于世俗情感之中的普通读者借以观看世界的最坚挺不衰的万花筒,在任何时代都显得如此耐看,如此易于感同身受。传统作家们所遭受的挑战,并不是为开疆拓土而抛弃这些主题,而是在于如何拨开一层审美疲劳的迷雾,用个体化的方式,去自洽地转化会心。
文珍找到的一条路径,是书写“绝境对抗”,从故事本身滑落,处理每一对问题丛生的人物关系中彼此之间的角力与误解,而这也是自称“任性作者”的她所最为迷恋的。“七个故事或多或少都关乎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把自己怎样一步步逼到绝境,就是因为自己的动心起念,或者因为一种错误的热情,做出种种错误之事,然后不断地加固这个错误,将自己置于一种坐困愁城里面。”——如她所言,对于读者来说,故事中的“绝境”之壁或“坐困愁城”是不难触碰到的,每个故事仿佛都是一开始先被引入笔直的洞穴,向前走却同人物一起遁入了无法突围亦无法回转的境地。无论是《夜车》一篇中,夫妻因不忠而生出嫌隙、释然契阔时却生死相隔的绝境,还是《牧者》中,女学生爱上男老师、挥手自兹去却难以释情的绝境,抑或是《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中,才华横溢的青年女画家望知音而不得、独自泅渡黑夜的绝境,文珍其实是将人与人之间原本就有的隐性网络进一步明晰和激烈化了,往往起念之间,围城已造,表面良好的日常秩序哗啦啦崩塌,却还没找到重建的路径,徒留一地残渣瓦砾。
从“女性写作”的维度看,文珍可算是标准的范式:女性作者,女性人物,女性立场,女性观照,探讨女性内在的或面对外界的种种问题。她在这部小说集中写到了各种各样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打破正常婚恋伦理秩序的女性,包括自知背德的出轨者、心怀欲念的女学生、爱无能的单身者、拒绝生育的丁克者、无性婚姻的受枷者等等,当然与之伴随的,还有女性朋友间作为同情者与同盟者的友谊关系。每一个个体,背后似乎都影影绰绰投射着当下社会中某种典型的女性群体,这大约也是诗人欧阳江河所评价的她处理的这些女性共同困惑后“有一个大的女人,一个总体化的女人”。
但写作天生的矛盾在于,作家永远只能施展纸上的权威,只能为笔下的“这一个”寻找出路,或斩断出路,绝无法以同一剂药去解决社会中的“这一类”乃至“另一个”的问题。以此视之,文珍好的一点,就在于她只从中选取文学化的个例并坚持私人化的表达,坦陈并无“以小见大”的浮泛野心,揭示个体绝境的同时,并不试图为女性提供解决方案,甚至在好几个故事里都留下悬而未决的谜团,将人物一直悬吊于“绝境”中,封存于最后一页的空白里。就文本而言,这当然未必是最佳的结局,有几处也略显有些吊诡,但能够意识到并妥善处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游移的联系和确凿的区隔,的确是小说家的职责与才华所在。在此基础上,便有奋力去尝试不断突破女性叙事的套路、将她们从婚恋的悲观主义漩涡中打捞出来的可能性。
文本中的女性主义议题,也与创作者本人的成长经验有关。文珍在访谈中提到,“我们从小成绩很好,发展也堪称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太能意识到性别这个问题的。但是到了一定年龄,性别真的会变成一个继续进步的障碍。在这个阶段,几乎所有认真的女性创作者都会开始思考同一个问题,同样的情况下女性遇到的障碍为什么比男性多那么多?”在某种程度上,这赋予了虚构的文本以一种现实的穿透力。
有意思的一点即是,或许和文珍本人从学院出身又一直游于文艺之境的经历有关,她钟爱写校园,写女性青年艺术家和学者。她们年轻气盛,形貌昳丽,洁身自好,有着一流的对于艺术和学术的感知力与求知欲,因才华而富于优越感,也同样以才华为嗅觉,在物欲横流的世上寻找同类。但也因如此,与真实而功利的社会有一层隔膜,往往深陷自己于困境中。但显然,文珍并不是想通过她们来讲述俗套的“梦想折翼”的故事,反而在笔调中对她们无比饱含着怜惜和珍爱:她们虽是众人眼中的宠儿,但却倔强地想通过才华而不是美貌,在男性把权的学术圈、艺术圈有一席之地。这是女性永远的困境,但她们必须靠自己去突破,“奋力游过一整面危机四伏的黑暗大海”。这也是文珍作为作者,在信念和立场上能尽力给予女性以“对抗绝望”的一丝希望。(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