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过一种“危险的文学生活”

　　“我给大家留下的似乎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正面形象，但这些年来，我并没有捍卫或者扮演这样的形象。”张悦然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她觉得自己不适应这一切。“十年前的时候就进入名人的生活，不断抛头露面，特别像是一种流水线的感觉，这种生活让我感到乏味。”于是，她开始寻求自我决裂，并且开始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和生活的秩序

　　张悦然。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董洁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每周二，作家张悦然都会去中国人民大学，给本科生讲授影视改编课程，与作家班的学员讨论分析各自的小说作品。每次备课，她都有些如临大敌，常常在咖啡馆里待上一整天。自从2012年被聘为写作班的讲师，教书便开始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在许多场合，她偏爱黑色的穿着。人们偶尔也会在她的帆布包上发现糖果的图饰，那代表着她纯真烂漫的一面，但现在，成熟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

　　总有人觉得她的生活过于完美，少年成名，诸事顺遂，但只有张悦然自己知道，内心的焦虑无法被外界的赞誉和误解抵消。开始的时候，纯美的想象与毁灭的激情同样吸引着她，促使她将文字变成感知一切的方式。但在名利的托盘不断加重之时，她却选择后退一步，从喧闹的盛宴中起身离席。

　　“我给大家留下的似乎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正面形象，但这些年来，我并没有捍卫或者扮演这样的形象。”张悦然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她觉得自己不适应这一切。“有时我会觉得，十年前的时候就进入名人的生活，不断抛头露面，特别像是一种流水线的感觉，这种生活让我感到乏味。”

　　此后数年，她办杂志，进入大学教书，写短篇小说，生活的图景仍在不断延展，写作的秩序也更加稳固。2016年，《茧》的出版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扬，被认为是同辈作家中难得的突破之作，也让人们看到了不同于前辈作家的讲述历史的方式。这部长篇小说在情感的迷宫中呈现出时代与记忆的回声，而不久前，她刚刚出版了新作《我循着火光而来》，一系列中短篇作品则让读者从那些孤独个体的挣扎与自救中窥探到了现代生活的精神裂痕。

　　“我们”的决裂与重建

　　2008年，曾经被称作青春文学“三驾马车”的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在出席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重新坐在了一起。三人都成名已久，韩寒和郭敬明更是公众的焦点，常常处在舆论的中心。相比之下，张悦然显得安静很多，她已经一年多没有发表新作品。

　　两年前，一向以安静温和示人的张悦然曾在博客中撰文，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作家称为文化标本、商业手段和娱乐道具。“我们之中，是否有人真的察觉，这是一条与文学、与我们最初的梦想南辕北辙的道路？”在文章中，她这样写道。

　　因为种种原因，她与同辈的写作者被贴上了共同的标签，但在她看来，那并不能称为一种文学意义上的“我们”。此后，她开始从这条喧嚣的道路上抽身，并试图重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生活。

　　2008年起，张悦然开始主编主题杂志《鲤》，聚集了周嘉宁、颜歌等青年作家。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团体组织，她澄清道，这只是一个松散的文学“朋友圈”。杂志不定期出版，每一期都规定了一个宽泛的主题。除了周围青年作家的新作之外，《鲤》也会将视野放宽，对国外同辈的作家作品进行译介。

　　除了做杂志，张悦然仍然在坚持写短篇小说，打磨技艺，寻找新的思路。新作常常在《鲤》上发表，几年下来，也积攒了十几篇。她像是一个不断热身的长跑运动员，直到长篇小说《茧》发表之后，人们才忽然发现，她一直都在坚持，为了一个更加长远的写作计划而不断准备。“原来她一方面在侍弄花朵，一方面在栽植大树。”青年小说家双雪涛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

　　如今，原本热闹的“80后”很少被人提及，许多当时出道的作家也已经转行，成为传媒公司老板、文化记者，或是导演、学者，坚持写作的人仍在，但远没有那时候热闹。十年之后，一度淡出大众视野的张悦然却凭借新近出版的多部作品而不断进入讨论的视域中。

　　“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后来不写了，便去批评他们。坚持写作需要长久的耐力，但终归是一个人的事情。”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