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传世作品中，最令一般读者印象深刻的，大多是游子思妇主题。征夫、游子和思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类经典主题，《古诗十九首》绝大多数是此类作品，尤其思妇诗，女子的深沉思念与勉力自强，千载之下，仍然令人感怀。论五言诗题材的开掘，曹丕显然受到前人影响，对思妇诗这个领域，他未必着意专攻，创作数量也不是特别多，但无可否认，他在此方面独有擅场。

　　相比《古诗十九首》朴质蕴藉的效果，曹丕笔下的女子，是“贵族文学化的女子”。这些女子的主体独立性相对偏弱。《古诗十九首》中，好几次出现女子自己的道德志向，或女性对良人道德与志向的体谅，以及自我约束的理性，隐隐有高士之风。曹丕笔下的这些思妇，关注的重点则落在了“情”上。

　　曹丕的柏梁体名作《燕歌行》里，有一句很漂亮的“援琴鸣弦发清商”，它应该是从前人的诗句衍化而来，类如《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里那句“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不过，《西北有高楼》中的这位女性，是民间传说中孟姜女的原型杞梁妻，在儒家典籍里，她是一位对世间万物有自　己观点的贵族女子，很有一些胆气。独立思考和胆气，这两种品质在那个时代的女子中是少见的，也未必被认可，这位“杞梁妻”在汉代另一些流行文本中，有被改写成单纯的“贞妇”。因此《西北有高楼》的抒情主人公，才会慨叹“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言下之意他不仅懂她，也希望这样的女性找到知音。他的表达充满敬意，这和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之爱”文学模型异曲同工了。再来看曹丕对同一个文学原型的处理———他把《西北有高楼》建构起的女性形象，改写成为一个身世、经历、道德和教育水平都被架空的女性，读者只需要知道这个抒情主人公是女的。剥离了现实的根基，这个女性的形象空灵剔透，给读者一种她能够超越一切的幻觉———自由得飘飘荡荡，无依无靠，好像水里的浮萍。她的情，她的忧，不知所起，不知所终，所以她只能“短歌微吟不能长”。

　　对比《西北有高楼》的女主角“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短歌微吟和慷慨悲歌，是两种反差何其巨大的女性人格。当然无可否认，曹丕笔下的妇女，纵使哀伤怀，却总定格于无恨无悔的形象———这是古往今来许多男性很喜欢的一类女性，温柔贞静，又没什么主体意识。他的文字和他的情绪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作为那个时代的男性，能对这样的人物设定体贴入微，这让很多现代读者感到错愕，却又引发不少现代文艺女青年的共鸣。曹丕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性令人惊叹，背后也有其原因。

　　我们可以看看，曹丕写到别的什么，会不会也是这个调门。哀思忧情不会出现在述及军旅时，但是说到他自　己的日常心态，冷不丁的就会来这么一下。写到一半，情绪突然断崖式由乐转哀，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个人敏感，不快乐，或者无法持续地快乐。除了写他自己，说到他父亲时，曹丕也有类似的语气。

　　他思悼父亲的《短歌行》，如果删去一些如伟大的亡父之类的关键词，简直像铜雀台的姬妾在表达对爱人的不舍：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

　　其物如故，其人不存。

　　神灵倏忽，弃我遐迁。

　　靡瞻靡恃，泣涕连连。

　　呦呦游鹿，衔草鸣麑。

　　翩翩飞鸟，挟子巢栖。

　　我独孤茕，怀此百离。

　　忧心孔疚，莫我能知。

　　人亦有言，忧令人老。

　　嗟我白发，生一何早。

　　长吟永叹，怀我圣考。

　　曰仁者寿，胡不是保。

　　“游鹿”、“飞鸟”等意象，是向曹操《短歌行》隔空致敬，可是曹操用鹿和乌鹊指代天下才俊，曹丕则用来指父亲。曹丕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父亲，他在父亲面前是处于弱势的。夫妇和父子关系，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有着相似的结构，常常被互相套用来打比方。于是，他在写作中和父亲灵魂倾诉的语气，仿佛他笔下女子们对不知道何日重来的良人之倾诉，情感上处于卑位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在他的无意识里，两者唤起的是同类情绪。

　　在长兄曹昂去世之后，曹丕的人生中，有相当一段岁月，摇摆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父亲是个喜好分明的任性老人，他偏爱幼子曹冲，为了表达失去幼子的悲伤，能对年长的儿子们说出“现在你们满意了吧”这样的诛心话。曹丕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都非常敏感，他不能确定父亲那一刻是不是真心话。后来他曾作杂诗一首，来模拟被丈夫抛弃的妇人心声：“翩翩床前帐，张以蔽光辉。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说着如字面上一般的“卷铺盖走人”，却温婉如呓语，让人心惊。

　　很多年后，曹丕和他的儿子曹睿之间的关系，几乎翻版了他和他的父亲。他曾以诗文的方式哀婉地表达自己受到父亲伤害后的无力感，但时过境迁以后，他以变本加厉的凉薄苛刻自己的儿子。儿子会下意识地模仿父亲，这也许是人性。模仿有自我救赎和伤人自伤两种，曹丕的模仿，很大程度是后一种，他一再地重现旧事对自己伤害最严重的细节。这渗透到诗文中———曹丕的风格学不来，一般人无法拥有同样的神经质，他因此在英才辈出的建安文坛，成为风格独异的作家。(作者为南京大学在读博士 萧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