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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的建设者,从维熙为基地题了四个大字:一担石沟。
从维熙清楚地记得那一天,1958年9月17日,他与王蒙、李滨声等作家、画家、编辑、记者们“把行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北京日报社西山基地”项目1957年获批,1959年冬正式开工,坐落于门头沟区潭柘寺镇赵家台村和草甸水村之间的山谷中,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
近60年后,“北京日报社西山基地”复建落成,作为曾经的建设者,从维熙受邀去参观复建好的基地,还为基地题了四个毛笔大字:一担石沟。他还记得那个凛冬他们是如何挑着石头上山,所以更加好奇如今基地的新样貌。已85岁高龄的他在接受晚报记者采访时,特地拿了一张白纸,纸上写着许多人的名字——这是他能够记起来的,当时一起在那里建设的伙伴的名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多少年了啊,我中间没有再去过,现在肯定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从维熙对记者感叹。
从维熙曾在书中对这里的环境有着这样的描写: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们又到了一个驿站。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
他记得当年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不超英美心不甘!”那年冬天尤其寒冷,深山里条件也异常艰苦,甚至可以说是恶劣。不仅白天干活儿,挑灯夜战也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备第二天天亮后,用这些卵石充填沟槽。这种劳动的艰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为空手登山还要气喘吁吁,抬上几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头满身汗,实在无半点夸张之处。半夜收工穿着汗淋淋的衣裤,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合眼就到天亮。”
所幸,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还有同事、好友们一起,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写诗并朗诵。从维熙的床铺与王蒙挨着,两人每每在夜深人静时就着酒聊几句: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地说:“喂!来一口驱驱寒吧!”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咚两口。他似乎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
时间长了,他们还有了自己的歌曲,边干活儿边唱,这是张永经(后任北京广播局局长)编的《一担石沟之歌》: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沟满山坡。激流拍石泉水好,石径入云起战歌。从维熙回忆,当时马上有人把它谱上曲子,于是这首歌常常在开会之前,或在和干部联欢时,高唱起来。
每个周末大家回家两天,他的家就在北京城里,如今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时要走一整天。周末天还没亮他就起程,顺着山路走,走三个小时才能看到土马路的公交车站。一路倒公交车辗转后到了家时,已经夕阳西下。
从维熙记得,新年刚过——天冷得滴水成冰,连那不封冻的山间泉水,周围也结了一层光洁的冰。“这时,我们组织了挑水上山浇灌果树的劳动竞赛。山路弯弯,扁担颤颤,每个人都怕名落孙山,因而个个奋勇争先。有的为了提高效率,在归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夺路而下。当天,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单薄秋裤,热汗仍然从毛孔中涌出。”那时喝水要去山下河里挑:“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时常‘跳崖’,因为山路弯弯曲曲很麻烦,有那种矮一些的山坡就直接跳下去,尤其是挑水的时候,下山挑着空桶就往下跳。”
从维熙至今出版了79本书,当时只有25岁的他已经出版了三本文学作品。“这辈子经历了很多一般知识分子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能留下这么多(文字),心里也有安慰,也算对得起我自己了。”从维熙说。
当从维熙躺在阴冷潮湿的帐篷中时,产生了诗的情感。多年后的秋天,从维熙在家中拿了纸笔,再次写了一遍这首诗,有些抖,但仍一笔一画刚劲有力。根据记忆,诗是这样写的: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这首诗当年被穿插在“诗歌联唱”中,在晚会上进行了朗诵。如今从老写罢,再次朗声读了起来:前面四句是他们曾经面对的恶劣艰难的环境,而最后一句,他念着“一路歌声一路笑”,忆当年苦中作乐,满是坦然与豪迈。本报记者 陈梦溪J226 本报记者 王海欣 摄 J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