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著名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新文学的元老，他位居拓荒者之列，长期从事童话、小说、诗歌的写作；作为一名语文教育家，他是从事汉语教学的“在场者”，推进汉语发展的“亲历者”；作为一名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

　　在叶圣陶诞辰123周年之际，10月27日，《我与四川：叶圣陶的第二故乡》新书发布会在成都举行。此书收录了叶圣陶在川生活期间鲜为人知的书信、日记、诗文，以及叶家回到上海后，叶圣陶再回四川的心绪记录。活动现场，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孙子叶永和以及四川文联名誉主席、巴金文学院顾问李致一起亮相，分享叶家与四川的不解之缘，并从不同角度解读叶圣陶的人生历程。

　　蜀地居八年种下深深羁绊

　　“从苏州，下杭州，经汉口，过重庆，西进乐山，后到成都……”自1937年秋，叶圣陶带着一家老小入川后，在蜀地一待就是8年。“叶家人对四川有很深的感情，祖辈、父辈在这里经历了很多事情。”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是叶小沫、叶永和姐弟俩从小就常听爷爷叶圣陶、父亲叶至善提起在四川的往事。他俩一致表示，“我们感觉很熟悉、很亲切，像是也经历过一样。”

　　在叶家姐弟印象里，最为全家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父亲叶至善和母亲夏满子在乐山补办的婚礼。彼时，虽然生活十分拮据，甚至依靠锅巴泡饭度日，但是对于儿子的婚礼，叶圣陶并未草草了事。“爷爷腾出自己的卧室给父亲和母亲做新房，还特意给院子里里外外挂上红绸。”叶永和说。

　　而在成都期间，叶圣陶受留美博士汤茂如盛情邀请，任四川省立华阳中学（列五中学前身）语文教学兼文科部主任。在《我与四川：叶圣陶的第二故乡》中，收录有叶圣陶写的教学日志，“有一三年级学生将昨日余之讲词记下，嘱余修改。其稿二千言以上，就油灯下改之。”从只字片语中，可以想象叶圣陶当年在昏黄的油灯下，逐字逐句批阅学生作文的情境，可管窥其敬业精神于一斑。

　　1945年，叶家离开成都到重庆，再回到上海。“蜀道如此之难，重来恐怕无望了。”离川前，叶圣陶有些失落。不过，这一别并非永别。后来，叶圣陶曾经4次回川，还写了《旅川日记》，感慨万千：“成都忆，缘分不寻常，四载侨居弥可念，几番重访并难忘。”时至今日，这种心心念念的乡愁，也在家族中得以传承。《我与四川：叶圣陶的第二故乡》出版之后，叶小沫、叶永和携家人再次重访四川，走访成都、乐山，追寻祖辈和父辈的足迹。

　　慧眼识巴金堪称文坛伯乐

　　“如果有人问我的职业，我会说，我的第一职业是编辑。”叶圣陶一生致力于编辑与出版，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最初和最终”职业的热爱。他曾经发掘巴金、丁玲、戴望舒、胡也频、施蛰存等一大批贤才俊彦，故而被称为文坛“伯乐”。

　　在出版业沉浮多年，现已88岁高龄的李致是著名作家巴金的侄儿，也是叶圣陶的追崇者，他与读者分享了叶圣陶与巴金的故事。

　　1928年，巴金将自己的处女作《灭亡》寄给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想要征求好友意见。巧的是，时任《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发现巴金的小说，读后大为赏识，决定将其介绍给读者。1929年，《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四期。同年，小说单行本由开明书店出版，24岁的巴金开始在文坛上受到关注。对此，巴金称“《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巴金还说过，“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

　　然而，叶圣陶本人对此并不居功，他曾回应：“他们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又不懈地努力，怎么能归功于我呢？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而已。”

　　组织编新华字典定“语文”课程名

　　作为汉语学习的必备工具书，《新华字典》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殊不知，它的诞生与叶圣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叶小沫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有很多人不识字，对于怎么实现‘扫盲’，爷爷心里特别着急。他想，识字需要看书，看书就需要字典，而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辞书，语言生涩，还不准确。”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驰函北京大学校长，商调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总署编审局，筹建主持“新华辞书社”，着手《新华字典》编写工作。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叶圣陶任社长。新华辞书社转隶人民教育出版社，后改称为人教社辞书编辑室，其主要职责就是编写《新华字典》。

　　“从酝酿到成立机构，再到字典审订和出版，各个环节都浸透了叶圣陶先生的心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韩涵表示，在前期收集资料时，叶圣陶和专家学者反复商讨后，拟定了编写宗旨和体例，并据此进行试编。拟定的体例和试编的稿子，叶圣陶都仔细看过。“有的稿子像作文一样进行修改，有的地方提出意见，供编写人员参考研究，有时也和大家一起讨论。”

　　审读初稿之后，叶圣陶认为“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诚大非易事也”。在反复征求专家、读者意见和进一步修订之后，字典终于1953年夏季出版。

　　此外，韩涵还表示，课程名“语文”二字，也跟叶圣陶有关。新中国成立前，小学开设“国语”课，中学开设“国文”课。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认为，说的是“语”，写的是“文”，二者不能拆开，因此把“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文莎 本报记者 肖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