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画笔下的冯至

怀念高莽先生

　　我第一次听到“高莽”这个名字是在45年前。那年有政策照顾年老体衰者，父亲冯至提前从干校回来了。他每天上午去所里“学习”一会儿，此外什么事都没法儿干，他就在家看书。一天，他笑呵呵地从书里拿出一张小纸片把我们叫过去。我去看时，原来是一幅小画。“这不是我爹吗！”我不禁叫出来。只见他右手提溜着马扎，左手提着书包，汗衫和短裤松松垮垮地穿在身上，肚子瘪了裤腰显然宽了，鼓鼓囊囊地掖在皮带里；腮帮子有点儿耷拉，但神态依旧，头发怒发冲冠似地“立”在头上。另外还有一张画的是背影，小纸条太窄，右手的马扎都画不下了。“太传神了！谁画的？”我们赞叹。“高莽。”父亲笑着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高莽的名字。

　　过了几年，不记得参加了个什么活动，有人朗诵俄文诗。朗诵的是哪位诗人的诗记不得了，但那纯熟流畅的语言、雄浑的气势、真挚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曾在俄罗斯学习5年，这样的享受久违了，非常亲切。忙打听朗诵者是谁，答曰“乌兰汗”。我望着那朗诵者高大魁梧的身材心里想，一定是蒙古族。回家向父亲说起这事，父亲笑了：“那是高莽，不是蒙古族。他从小生活在哈尔滨，俄文根底很深。”啊，又是高莽！这是我初次见到高莽。

　　要叫我说我父亲和高莽先生的交往，我还真说不清，虽然不时能听父亲谈到他，知道是他们外文所的老同事。原来1964年9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父亲被从北京大学调去任所长。同时高莽任职的《世界文学》杂志社也划归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建所伊始，外文所，包括《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就前往安徽寿县参加四清运动。回来不久，又开始了眼前荒凉，头脑混乱，任何工作都无从说起的10年。

　　1977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人帮”被粉碎已经过了几个月，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复杂的，一方面认为许多事要重整旗鼓，该恢复的恢复，该创办的创办，一方面又顾虑重重，心有余悸。总之，那时是严冬已过，积雪未全消。此时已经恢复了外文所所长职务的父亲，急于立即恢复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首先准备恢复停刊已有十几年之久的《世界文学》，计划先在“内部发行”。《世界文学》原名《译文》，于1953年创刊，当时茅盾任主编，曾为创刊号写过《发刊词》，大家想这次复刊最好也请茅盾先生写一篇文章。于是在6月的一个下午，父亲和《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茅盾家中，他们受到热情接待，茅盾先生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我猜想这“《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几位同志”中肯定就有高莽。《世界文学》复刊了，父亲担任主编，高莽先生最后是从《世界文学》主编的岗位上离休的，那是他们曾经共同耕耘过的田地。

　　我直接和高莽先生有接触是在1993年父亲去世以后。1996年6月我退休了，着手搜集有关父亲的资料、照片、信件时，我和妹妹写信给高莽先生，向他要干校时期为我父亲画的那两张小画。很快收到回信，他说：“……我找出一些在令尊大人领导下工作时，随便画的一些速写像，寄上。

　　另外，我为冯老画过两幅大的肖像，一幅现保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另一幅在你们家中。现代文学馆那一幅上，老人题了一首诗，随信将照片寄上。

　　我记得还画过一些，但一时找不出来了……”

　　随信寄来了十几张父亲冯至的速写像，我们喜出望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甚至可以说是父亲这些年工作状况的纪实。从1982到1993年的画有14张，都注明了时间、地点，有的画上还有父亲冯至的签名。1982年10月父亲冯至出席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了外国文学研究规划草案，提出今后八年的重点研究项目。仅这次会上高莽就为父亲冯至画了4幅。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一两张，直到父亲弥留之际。

　　1993年2月，父亲病危。我们本不想惊动大家，但大家知道了，都纷纷赶来，默默地探望。高莽赶来了，静静地望着病榻上的父亲画下了最后一幅速写像。左下角题字：“1993.2.18晨8时协和医院病房311”。过了四天，2月22日下午2时，父亲走了。

　　又过了几天，3月3日的夜里，高莽在《冯至先生走了》一文中叙述了那天的情况：“老人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张着嘴，喘着粗气。他已不能说话，不省人事。”当他从广播里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时，高莽说：“我茫然地坐在屋里，抚摸老人生前赐赠的书籍，回忆与先生接触过的瞬间。我翻出残留的笔记本。白纸上、格纸上留下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为他画的一些速写像。有的速写信手画来也信手遗失。我画过冯先生在五七干校，年近七旬，挽着裤腿，提着马扎，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泥泞的路上。那像是一幅漫画。实录了我国知识分子在那可诅咒的年代可笑又可泣的遭遇。

　　当我们从干校返回北京，重整外文所，继而展开了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时，我更多地画了精神焕发的冯先生。”

　　后来为编《冯至全集》的事，我经常跑外文所找各位专家请教，见面的机会较多了。高莽先生又拿给我两张极珍贵的画像。

　　这就是他文章中谈到的，题名《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的那幅。看着那双高筒雨靴，我想起一件辛酸的往事。听说干校雨多，我的丈夫好不容易在天津为父亲买到一双高筒雨靴。我给父亲写信去问，高筒的是不是太重了，要不要换一双。父亲马上来信说，千万别换，“高筒雨靴是我们这里的人求之不得的。”后来这幅画像用在《冯至全集》里，正是因为它实录了父亲在那混沌的十年里可笑又可泣的遭遇。这幅画像曾用在许多地方，我对高莽先生说：“谢谢你，这是我爹在干校时期唯一的‘写真’”。

　　另外一张画于1975年，虽然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但大家已经从干校回来，我设想，他们一定是在讨论如何重整外文所，所以我给这张画起名为《拨乱反正，有多少事情要去做！》虽然1975年还没有“拨乱反正”的说法。高莽先生的纪念文章和画像《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都收入了2005年出版的《秋风怀故人——冯至百年诞辰纪念集》，而此书封面的冯至头像正是取自以上这幅画像。

　　有了这么多宝贵的画像，但我还惦记着45年前见到过的那两张速写像，印象太深了。父亲过世后，我一直在找这两幅画，找不到。难道父亲又还给高莽了，我曾问过他。他说：我随手找张纸就画，画了不少，找不到了。你要是能找到拿给我，我重新画过再给你。

　　国庆节前，我请孔夫子旧书网来收旧书。我父亲的中、外文书籍都分别捐了出去，还剩下几箱马列著作没拿走。孔夫子旧书网表示愿意来收，我为这些书籍能继续发挥作用而高兴。就在他们整理图书做书目时，意外的两幅小画出现了。它们夹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想想我真糊涂，只顾在那些捐出去的中、外书籍中找，要知道那个时期这些书都是不能看的啊。见到这两张小纸片上的画，我狂喜，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拿去给高莽先生看，他一定也会高兴的。过了节我就去！

　　哪里想到节没过完，噩耗传来，高莽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老天爷作弄人，让我找到了高莽先生46年前的旧作，却不让作者再看它一眼。而我，从这两张小画开始接触高莽，又以这两张小画送别了高莽先生。我要好好保存这两张小画，它们承担着我们对两位往者的思念。我冥想，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或许正在笑谈往事，共同展望他们热爱的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未来。

　　2017年10月30日（作者系著名学者冯至先生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