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天,日头正盛,白晃晃地让人睁不开眼,空气中不时袭来滚滚热浪。

　　“这么热,工人怎么还在工作?”

　　福建安溪县种茶大户刘金龙正带着客人参观茶山。车转了一个弯,眼尖的客人惊呼了一句。

　　“工人们早就去吃饭乘凉了啊。”刘金龙纳闷地顺着客人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抹飘逸的青绿色在茶树间起伏,他马上了然于心。

　　“这哪是工人,都是大学里的教授,是专家。”刘金龙笑着解释。

　　在田里工作的正是与刘金龙合作许久的廖红。他熟悉这位教授的脾气,只要一声招呼,还没等他上山,廖红和她的团队一大早就扎进田里忙活了,总穿着那件“下田装备”——绿色防晒衣。

　　从“倒数第三”到土壤“老中医”

　　刘金龙曾一筹莫展。

　　种茶20多年,生活富裕了,脚下的土地却越来越令他担忧:土壤的贫瘠使得茶叶的产量不高,大量的化肥和除草剂被投入使用,形成新的恶性循环,水土流失、土壤酸化、茶叶品质不稳定……

　　“大家想改变,但没有合适的办法。”刘金龙曾打听到,银杏适合在南方种植,还能改良土壤,便花了十几万元,在田头和路边遍种银杏。结果两年过去,这些银杏还只是一根根“光杆司令”,连叶子都长不出几片。

　　彼时,廖红也正在犯愁。她敏锐地看到了村里的环境问题,想以此为基地,为农民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然而,不管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还是国际植物营养学会常务理事里唯一的中国女科学家,这些在科研领域的“光环”根本得不到农民认可。

　　许多农民对她这样的“专家”很戒备,怕她是来“推销的”“坑钱的”“骗人的”,直接“拒之门外”。还有一些人看不起她,认为廖红不过是一个“小女子”,“凭什么要听她的”?

　　一次,廖红看到一篇社会学论文提到,在中国大部分农民心中,对“专家”的信任度只排在倒数第三,但是对“本地能人”的信任度是第一。

　　廖红灵机一动,或许换种思维,就能柳暗花明。于是,她找了很多当地的学生参与调研,让他们帮忙介绍亲戚“能人”合作,她与刘金龙也是这样“接上了头”。

　　廖红知道刘金龙对“科技力量”的期待,而这也是她面对的一道考题。她为当地的茶园设计了“茶豆套种”模式,让茶树与大豆进行间作,利用大豆生物固氮的效果作为“绿肥”,提升茶叶产量与品质,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不施化肥,不用除草,不到一年,“绿肥”大豆新鲜出炉,长势良好,给这片贫瘠的土地补充上了营养。原来光秃秃的茶山上一下了变得热闹起来。茶树上各种蜘蛛、瓢虫,山鸡和野鸟不时光顾,夜里还有山猪出没。

　　“刚开始他认为跟我合作实验肯定亏本。”廖红说,“但实验证明,茶豆套种不仅改良土壤,而且提高茶叶质量,农民能挣到钱,我就放心了。”

　　跑的地方多了,廖红对福建的土壤情况掌握了七七八八,总能准确地判断出当地土壤的问题,“就跟老中医治疗土壤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各地的农民纷纷找上廖红。

　　在廖红家,满满当当放着农民为表感谢送来的水果蔬菜。她还记得,有一次离开村子时,几个农民专门赶来,硬是塞给她一袋鸡蛋。

　　廖红没想到,她这个该是“信任度倒数第三”的专家,竟逐渐成为农民们最信任的人。“农民真的很朴实,为他们做些小事都会记得很久。”她总爱说,“我们一定要对他们好一些。”

　　“红”叶对根的情意

　　每一个来找廖红的人总是在楼梯口就闻到了花香。

　　她的实验室位于福建农林大学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因为从事土壤和根系方面的研究,廖红对植物也有着特别的感情。实验室的走廊上放满了各种花草,有桂花、米兰、三角梅……当被问起为什么挑选这些植物时,她笑着说:“就两个标准,一要‘抗力’,粗生粗长不娇贵,二要漂亮,或者香一些。”

　　“抗力”与“漂亮”,这两者看似矛盾,说的既是植物,也是廖红自己。

　　爱穿裙子,知性端庄,这是学生们对廖红生活中的印象。但一到田里,她“抗力”的性格就爆发了出来,精力旺盛,从来不喊累。在她看来,下田比“坐办公室”有趣得多。尽管最近的基地都在一百公里以外,山路崎岖,但对廖红来说,每次下田仍像“郊游”一样。

　　这种亲近感,与父亲的影响息息相关。廖红出生于四川省资中县。小时候,廖红常跟着父亲去山里晨跑,山路两边长满了曼妙的植物,姿态各异,深深吸引着廖红。“只有茁壮的根才会长出繁茂的‘绿叶’。”父亲说。这也让她对“根”产生了最初的好感。

　　研究生期间,廖红跟着导师开始研究大豆根系。“大豆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性作物。”廖红说。有一年她曾经进行大豆和剑麻的间作试验,恰逢大旱,几千亩剑麻都枯死,连杂草都熬不住。

　　让人惊喜的是,其中一个大豆品种还顽强地站立着。廖红挖开大豆的根部,发现主根扎到地里一米多深,上层的根部已经干枯,但最下面的细跟还在拼命生存。过了一个礼拜,下了一场雨,枯死的根部又长出了新根。

　　“这是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啊。”廖红说。这也让她坚信,通过不断改良,这些绿肥“大豆”能为南方贫瘠的红壤带来肥力,能为农民探索出绿色发展之路。

　　跑遍了大半个福建,廖红发现,南方土壤改良是当下研究的空白。部分科研成果和政策在北方有效,在南方却遭遇水土不服。福建地区大部分是酸碱度低于4.5的土壤,国际上普遍认为长不出能固氮的大豆。

　　“我就不相信培育不出来”,于是,廖红便蹲在福建的田头不断钻研,终于种出了让国际上其他团队都眼红的“绿肥”大豆。她的大豆,即使在酸碱度为4时也能长出用于固氮的根瘤菌,更能给土地返补营养,离廖红的心愿又近了一步。

　　在江西大豆暴发根腐病的时候,廖红曾前往调研。实地考察时,她看到一个80多岁的老农,提着篮子,佝偻着腰,低着身子,一颗一颗地给枯萎的大豆施肥。“他不知道,这么精细地施肥,只会加重大豆的根腐病。”

　　“他只是想让大豆长得好,但不知道怎么做。”廖红心酸地说。她意识到,农民种植时“科技含量低”,是产生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因。如果高精尖的研究成果能切实“落地”,就能实现双赢。

　　“我始终觉得,我们的论文不能只写在纸上,更应该写到实践一线,写到大田里去。”廖红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她计划在靠近合作农户的安溪茶学院后山开垦一大片田地,作为学生的实践基地,让学生能摸得着土地,摸得着他们研究的作物。在未来,周围的中小学生,甚至是农民都能利用这些实验田来做实验。

　　“之前考虑自己的研究比较多,现在总希望学有所用。”廖红说,特别是成为十九大党代表之后,自己肩头的担子又重了一些。她在研究之余,更细心收集和聆听农民的心声。

　　“作为党代表,我想让先进的研究成果惠及更多农民,也要把他们的想法传递出去。”廖红说。（本报记者 王妍 郭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