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花城》第3期发表了李佩甫最新的长篇小说——《平原客》。读这部新小说，让人感觉到他心里那难以抚平的感慨、唏嘘与疼痛。

　　综观李佩甫的小说，尽管常有基本主题、基本人物谱系、基本叙述结构的重复，有时甚至有相同细节在不同小说中反复出现，但每次阅读，都能感受到他对中原大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以贯之的、真诚炽热的情感。他倾情于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于是他累积了来自大地万物这样那样的、厚厚的“疼”，这些“疼”，化为了他文字世界里最感染人的魂魄。

　　这些“疼”从何而来？恐怕要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了。

　　1.

　　在大杂院、在乡村

　　1953年10月15日，在许昌市古槐街的一个穷人聚居的大杂院中，一个孩子出生了。跟许许多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他出生在一堆微醺着焦糊香的草木灰上。出生刚几天，母亲发现这个孩子小脸憋得通红，时而抽搐几下。惊风！她的心开始在巨大的疼痛中浮浮沉沉，她恸哭失声，哗哗的泪水一行行地滴落在怀里孩子的脸上，她惊恐地听着孩子的气息越来越弱。沉抑的父亲突然起身，抱起孩子冲到院中，向邻居们借了30元钱，一路小跑到医院，打了一针青霉素后，孩子的性命保住了。

　　就这样，这个世界与他的关联开始了。这堆草木灰，那支青霉素针，这个家庭，大杂院、亲戚们、邻居们，就都来到了他的生命中。后来，这个城市的街道、学校、人群，以及乡下的田野、村民，也逐渐融入了他的生命。命运就是这样，从出生那刻起，不知道人生路途上会有哪些遭逢，但不断的遭逢像股股细流在草丛下不起眼的暗淌，终会在某个时刻汇流成有明确方向的河道，发出阵阵清晰的回响。

　　他成了家里的“娇宝蛋”。

　　父母十分虔敬地遵从了许多民间说法，以增加确保他平安无虞的可能。他们给佩甫的左耳扎了耳洞，戴了耳坠，取意“坠住”；给他脑袋后面留了一根细细长长的小辫子，意为“留住”；还专门花钱请了一个先生，这先生给起的名字是：李佩甫。这个名字像是一种启示，注定了他命运的流向所在，也暗合了他精神气质的某些特征。

　　佩甫对生活的体验，从大杂院开始。那时候，大杂院的人们整天忙忙碌碌，有拉煤卖炭的，有挑担剃头的，也有像佩甫父亲那样，在工厂上班的。父亲工资低，不够维持家用，母亲就在街道上干活挣钱，贴补家用。她有时像男人一样在街道上粉墙、刷标语，有时用草织铺床用的箔，还做过修锁配钥匙的生计。大杂院的孩子们，也充分发挥他们的机灵与勤劳，及早锻炼出生存的能力与智慧。有时候，他们搜寻散落的瓜子，一颗颗收集起来，用盐腌上，晾干后再炒炒，然后到街上叫卖；有时候，他们会乘人不备偷些煤核卖煤核；有时候，他们到许昌火车站的广场上去卖水。但这些事，佩甫却从来没干过。尽管没干过，但对穷人的体恤和认识就此成了他生命的“底色”，他作品的“底色”。

　　1960年，佩甫入读古槐街小学。上学后，佩甫奉献社会的激情鼓涨起来，他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曾经连续两三年帮派出所在市场里抓小偷，他还帮政府部门统计许昌市租房户的信息普查。那时他不爱跟众人哄跑着玩，不喜也不善家务琐事，喜欢跑到社会天地中锻炼。

　　三年级的时候，佩甫班有个男生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被打成了“右派”，在一群街道老太太的监督训斥下劳动改造。可他家柜子里锁着许多书。这男生将那些书偷出来，交换其他孩子的螺丝糖、蝈蝈笼、橡皮等。就这样，佩甫读了许多书，有苏联的作品，有“三红一创”和鲁迅，还有《三侠五义》等。读书的日子，佩甫感到充实而愉快，他常常读到深更半夜，这习惯保持至今。从此，他进入了丰富的文字世界，那世界与现实生活不一样，吸引并征服了他的心。这是文学对他“最初的浸润”，也是冥冥中命运悄然开始的一扇门。

　　至今，许多人都认为佩甫同莫言、阎连科一样，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其实他生于城市。但确实，他绝大部分的笔墨是倾注到了乡村，乡亲就好像是他天生的兄弟姐妹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缘由就要追溯到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了。

　　童年时，他经常去乡下姥姥家。“小时候，我是一个‘饥饿的小儿’，六七岁，刚上小学一二年级，几乎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都会背上小书包，到乡下姥姥家去，为的是能吃上几顿饱饭。去姥姥家要走30里路。我一个小儿，总是很恐惧、很孤独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姥姥家在许昌市东北方向的蒋马村。在蒋马的生活，让佩甫感到新奇、自由、温暖。有时候，他跟小伙伴一起在田野里割草，那无边无际、深深浅浅的绿让他心旷神怡；有时候，他在黑乎乎的夜里听姥姥讲一段段扣人心弦的“瞎话儿”……不知不觉间，他将蒋马深深刻进了记忆中。成为作家后，他常说是这段经历恩养了他的写作。他心存感激，以文字来回报和反哺，写作中时常带着一个受恩者的关怀和亏欠心理。

　　18岁的时候，佩甫与其他青年一样，怀揣壮志，到许昌县苏桥镇候王村当了名知青。在候王，他经历了农民所有的劳动，真实体验了农民生计的各种苦累。当时，他们和农民一样劳动，一样记工分，五六十个知青，只有三四个常常是“10分”，佩甫是其中之一。他踏实肯干威信高，知道照顾人，半年后就当上了知青队的队长。当队长的时候，他带领大家收种庄稼、挖沟、拉煤，什么劳累的活儿都干了，但他仍坚持晚上读书到12点，他坚定地“时刻准备着”，虽“不知为什么”。这段日子里，佩甫与村人们打交道，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更真切地感知并理解着村庄。他开始对农村生活和农村人心生疑惑，这是简单温暖的蒋马体验的反面真实，是趋于具体、复杂认识的开始。

　　这些乡村经历与乡村情感，暗暗累积成了他写作的记忆资源，后来，成为专业作家后，蒋马、候王就成了佩甫文字中的大李庄、画匠王、扁担杨、上梁村……

　　2.

　　苦苦寻找自己的“文学领地”

　　1974年，佩甫被公社推荐到许昌市技工学校（当时叫河南省第八技校）学习。这个难得的读书机会让佩甫如鱼儿回到海洋般兴奋，他一口气办了4个借书证，还订阅了6份文科类杂志，包括一份《人民文学》。

　　上了技校的佩甫积极追求上进，当上了学校的团支书。同时，他更热爱读书了，还在办板报的实践中“水到渠成”地开始尝试写作。1975年夏天，河南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驻马店发大水。发水后的难民流离失所，到处流浪，许昌到处设立有灾民安置点，市民们纷纷帮助他们，有的帮他们烙馍做饭，有的给他们送衣送被，场面很感人。佩甫心里很激动，就写了一首长诗《战洪图》，登在了学校的墙报上。老师看后觉得不错，鼓励他投给刊物。佩甫撑着胆子寄了出去。焦急地等了两三个月，杳无音讯，他沮丧地去问老师，老师说：“只要没退稿，就有希望。”这句话重新点燃了佩甫的写作热情，他开始不断尝试着写东西。

　　1976年夏天，技校毕业的佩甫被分配到许昌市第二机床厂，轰隆隆的机器声、三班倒的轮流制，丝毫不影响佩甫读书、写文章的劲头。1976年底，他接到了《河南文艺》的改稿通知，很兴奋地来到郑州，住在《河南日报》招待所，根据编辑的意见，8天改了8遍稿，最后是面目全非，他仓皇地逃一般回去了。沮丧的佩甫坐在火车上，心里愤愤地恨着，他从车窗里狠狠地“刻”了郑州一眼！他觉得“脸”丢在这里了，他发誓终有一天要光荣地“拾”回来！回去后，他更攒劲地写，不久，又寄了一篇给《河南文艺》，编辑来信说写得不错，稍作修改后，这篇小说发表了。这就是佩甫的处女作《青年建设者》。这一年，佩甫一鼓作气，又连续发了两篇小说：《在大干的年月里》《谢谢老师们》。

　　从1978年到1985年，是佩甫创作的起始阶段，他左突右奔、苦苦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写作领地。这段时期，佩甫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让我们不得不感叹：50后这代作家生逢其时。他们与新中国的发展同步，他们的生活清晰倒映着社会阶段的变动，他们的思想变化应和着民族精神文化思潮的变化、清洗与反思。那时，他们在文学发展最好的时期成长壮大，一篇文章就踏进了文坛，一篇小说就改变了命运。佩甫也因为1978年的3篇小说，进入了河南文学的中心。1978年底，佩甫被借调到《奔流》当编辑。1980年，南丁上任，时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负责筹办《莽原》，佩甫和杨东明等几人参与进来。之后，南丁办起了河南省文联第一期文学讲习班。这个班被尊称为“黄埔一期”，学员后来成为河南文坛的中流砥柱，有张一弓、李佩甫、孙方友、刘思谦、张斌、赵富海、南豫见等人。在同学的印象中，佩甫“除听课外”，好像“永远伏在桌子上写东西”。

　　1983年，佩甫正式调到郑州。1984年，河南省文联在禹州为他开了平生第一个研讨会。

　　这几年，他陆续发表了《憨哥儿》《二怪的画》《多犁了一沟儿田》《我们锻工班》《十辈陈轶事》《青春的螺旋线》《小城书柬》《蛐蛐》《森林》《小小吉兆村》。他最初写的是工人，按说挺接近自己生活的真实，但写得拘谨、生硬，反而，憨哥儿、二怪、黑子、德贵、队长、秋嫂、赖货家女人、坷垃奶奶、桂桂这些乡村人物，一个个鲜活生动。习作中的佩甫，刻苦努力，也压抑痛苦，阅读过大量西方现代派小说的佩甫，尽力让自己在叙述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他积极变化叙述方式，《青春的螺旋线》是日记体；《小城书柬》是书信体；《蛐蛐》是贴着初期改革开放的农村年轻人来写，借杏的成熟隐喻了男女爱情的成熟；《森林》是零碎化了故事情节、着意突出三个要改变命运的“阳壮壮”的农村青年的内在情绪。

　　但这些只是习作，他摸索着写，心里充满迷茫、痛苦、压抑。他们这拨50后作家，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下，已经开始了以地理上的家乡位置为中心的火热的“圈地运动”。莫言找到了“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划定了“商州”。内秀而要强的佩甫压力很大，每晚像狼一样满大街乱走，他不断变化着苦苦寻找，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寻到并推开了自己领地的大门。

　　1986年，佩甫在《莽原》上发表了《红蚂蚱 绿蚂蚱》，这是他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界碑。他沉睡的乡村记忆和乡村情感被清晰唤醒，在文字间氤氲出动人的诗意。并且，从那时起，他的文学命运进入一个新格局，变投稿为约稿，走进了全国期刊的视野。《红蚂蚱 绿蚂蚱》的意义不容小觑，那个端着小木碗在舅舅家混吃的小脏孩儿一出场，佩甫的文运就一发不可收，不仅很快写出了至今让人怀念的许多经典作品，还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和思想认识，而之后的写作，就是这风格的延续和认识的再深化。从此，他找到了自己命里的那块“自留地”，再无焦躁，精耕细作起来。

　　3.

　　在平原，老黄牛般的耕耘

　　1987年，正在《莽原》做编辑、快要提升编辑部主任的佩甫来到南丁家，坐下后低头抽烟，很久憋出一句话：“我想有个大块时间。”懂创作、懂佩甫的南丁立即明白了——他想集中精力写作，想当专业作家。后来他说：“思想不能掉下来，生活不能浮上来。”南丁肃然了，佩甫决心已定，于是他就成全了佩甫。第二天，佩甫就急不可待地下乡到处行走、积累写作素材去了。这时候，佩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已经发表，这是当代文学第一部书写家族史的文本，也是佩甫被点燃后才思迅速喷涌的佳作，是佩甫创作所抵达的第一个高峰。

　　1988年，他参加一个采风团，到豫北一个富裕的回民村参观。村街上空是腥膻的牛皮羊皮味，家家户户高楼大院，富得屋里床上垛满了花花绿绿的被子。佩甫感到了金钱的逼压和败坏，感到了一种不同的大地命运的即将来临。于是，1989年，他写出了《金屋》。这是则关于乡村命运的“寓言”，也是个指向未来图景的预言。“金屋”突然金碧辉煌地耸立在沉默的大地上，它以无法抗衡的诱惑与力量摄去了村庄的魂魄，给村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乱和灾难”。《金屋》写得劲儿大气儿足，显示出了他提炼社会现象、归纳典型人物和典型情节的能力，在这个长篇里，佩甫开始重点思考“人场”关系学和“村场”成长课，这是以后他“人与土地”关系学这一思考核心的组成部分。

　　1992年，佩甫与导演都晓合作，开始创作剧本。这就是被广为喜欢、至今让人记忆深刻的14集电视连续剧《颍河故事》。这部电视剧将佩甫多个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糅合在了一起，叙述了画匠王村人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这个剧本的创作并不顺利，写至中途，佩甫出了车祸。眼睛受伤的佩甫，在长久的双眼被蒙的黑暗中，暗自紧张，他担心自己万一看不见可怎么办，每天躺在病床上，一声不吭。那是佩甫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时期。眼睛好后，佩甫继续写完了剧本（后来他又跟都晓合作，写了电视剧《红旗渠的故事》，2003年，又写了《红旗渠的儿女们》）。

　　但是，这个电视剧几乎消耗了佩甫所有的经验积累，第二年就成了佩甫着力寻找突破的调整期。佩甫的方式是读书加反刍，在书籍的营养启思中，他将过去记忆再细细反刍，寻求认识上的创新。他长久“面壁”，决心集中笔力写写城市，他写了《满城荷花》，写了《城市白皮书》。这就是佩甫——外表温和内心顽强固执，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不信猫不吃生姜的倔劲。他不惧困境、勇敢面对，渴望并实践着，以期在语言思维、叙述视角等方面有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