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往阿富汗喀布尔的飞机上，我的思维一直随着气流和机身抖动而颠簸着。为了平复些许紧张的情绪，我从随身携带的书包中掏出这本小书《从希腊到中国》（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我深爱的一本小书。小书不大不厚、32开大小，印刷装帧都是上个世纪的特色，在阳光下泛黄的书页显得格外温馨。

　　喜欢它，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翻译介绍阿富汗宗教考古美术的小书，也是上个世纪译介阿富汗最好的一本半通俗读物。译者是原来敦煌研究院的常书鸿先生，著者是原来法国吉美博物馆的馆长勒内·格鲁塞。格鲁塞长期关注东方历史研究，在法文原著出版的1948年之前，他已经出版了一系列东方学著作。

　　常书鸿先生1951年访问印度时，在外文书店购得此法文书，简单阅读后爱不释手，认为可以帮助参考研究敦煌艺术，解释部分敦煌艺术的来源，将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知识普及给大众。当时国内百废待兴，缺乏国外研究资料。同行的主管文物和博物馆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知道后，鼓励常书鸿努力翻译，尽早出版，造福学界。1957年5月，郑振铎考察敦煌多处遗址和石窟，也慨叹敦煌的中西文化蕴藏，认为更应该将敦煌置入世界大历史的背景中进行思考。1957年11月，郑振铎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查阅部分敦煌文献，对于俄藏敦煌文献进行比较整体而概述的记录。

　　这一切，常书鸿铭记在心，积极准备翻译，为敦煌、为中阿文化交流尽一份力。常书鸿先生最初是在法国阅读到敦煌的著作后，决定回国投身敦煌艺术研究的。从世界明珠法国巴黎到大漠西北的敦煌，抉择需要无限勇气。或许这可以解释阅读有时候的确可以改变一些人的人生。

　　1982年，78岁的常书鸿调任北京工作，一些逝去的思想和想法慢慢复苏起来，他开始整理自己过去的文稿。在中国社科院的好朋友耿昇先生的帮助下，常书鸿积极校对书稿文字，裁剪体例，针对一些新的发现材料和研究内容削减文字，利用一些中亚和敦煌研究的最新成果，补充中法译名对照表。该书在1985年付梓发行。

　　中文版的全书分为13个章节，展现不同文明结合的历程。从希腊崛起，亚历山大东征经埃及到达亚洲，在亚洲靠近印度的阿富汗，沿途建立很多希腊城邦。对印度的征服是短暂的，但是却播下希腊文明的种子。遗留下的军队和希腊人延续着希腊城邦文明，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交替影响，同时土著文化以及一部分草原文化也开始渐渐同化希腊文化，这可以从钱币学上得到很多佐证。

　　当佛教传入这些地区时，希腊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接受了佛教，在贵霜王朝产生新的美术样式——佛像。因为在之前印度佛教艺术流派中，还没有佛陀本身的形象，只存在一些象征物品和隐喻。这些希腊人将希腊神像的固有特点印度化，塑造出人形，将佛陀一生的历史表述出来。这时候海路的发达使人们不得不考虑印度艺术同罗马艺术的联系，这些同样也是新艺术产生的文化因子。随后求法僧人将这些样式传入中国。中国文明也参与这一融合工作，来自阿富汗的希腊化佛教艺术花开中国。

　　现在的敦煌也在举办着阿富汗的展览。敦煌莫高窟古老的建筑、石窟、壁画和雕塑艺术，也迎来自己的“老”朋友，因为佛教东传过程中，阿富汗是最重要的中转站，而敦煌文化遗产中保留大量的中亚和阿富汗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同时，文化交流也是双向的，敦煌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果常书鸿先生、郑振铎先生能看到这些信息，应该会感到很欣慰吧！先生们翻译的书中的这些文物都进入到敦煌，在他们曾经无数次注目凝视的莫高窟展览着，延续着那些永远不会褪色的人类智慧的韶光。（邵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