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始后，卫老师研究的重点转向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研究。他与其指导的博士生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上发表论文，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主张直接调节企业生产的是市场，而不是计划，“计划调节市场”与政府宏观调控市场是一致的。他在《改革日报》（1990年1月18日）上发表论文指出：“这种调节机制是二层次的纵向结合关系，并不是何者为主何者为辅的关系。计划调节的导向作用，不会把市场调节降为‘为辅’的作用”。1990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卫兴华和周叔莲、吴敬琏的谈话，卫兴华明确表示，“市场取向的改革应当肯定。这是相对于传统体制下排斥市场体制和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而言的，是从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的方面讲的”。

　　卫老师曾写过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论文，但当中央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他很快转向这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有新意的见解。1993年，他在《阵地》（现为《前线》）上发表论文，肯定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他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不管是哪种经济成分参与，都一样起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机制与市场体系是统一的，不能按不同经济成分划分不同的市场和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的。当然，从市场经济主体来看，依然有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差别。

　　但是，当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时，有些学者错解中央文件的原意，宣称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由此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区别。对此，卫老师发表多篇论文进行辩驳。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曾流行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卫老师一开始就对这种提法产生怀疑，并多次发表论文进行讨论。他认为，生产领域应是效率优先，优先于产值或GDP，但是分配领域不能效率优先于公平。社会主义应重视分配公平，分配公平有利于促进效率。重效率轻公平，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正是从初次分配不公形成的。

　　三

　　卫老师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准确解说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体现了他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他较早对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可进行竞争进行了论证，较早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不应限于管理体制改革，还应探求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2015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一书，共计72万字。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早在2011年，卫老师就在《经济学动态》上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一文，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他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理论是非问题，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制度与单一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是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能混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括的内容是否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混同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及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应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分清生产力决定论、生产力标准论与唯生产力标准论和唯生产力论的区别；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是非非；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异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等。

　　从2008年起，卫老师与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学者展开了论战，一直延续到2011年，他发表交锋论文十几篇。对否定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也进行了辩驳。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创新与发展，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不能将二者对立。

　　卫老师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同，后者是服务于革命的任务，前者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因此对马克思所讲的政治经济学对象要有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既要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理论认识方面还存在诸多误区和混乱；同时，也要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有两个层面：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比如怎样采煤、炼钢、织布等，这是生产力的技术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研究这个层次上的生产力，而是研究生产力的社会层面。比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等，要研究怎样更好地发挥生产力诸要素的能力。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卫老师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二者虽有交叉，但不能等同。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将经历初级阶段、中级阶段，最后达到高级阶段，即成熟发达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阶段，而不仅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将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并且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今年，卫老师已92岁高龄了，而且病痛缠身，但其研究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几乎每年都有论著问世，在CSSI检索中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数量多年居中国人民大学之首。当时正逢北京炎热的盛夏，我晚上去他家拜访，推门进去，只见卫老师正穿着背心短裤伏案写作，他正在给经济科学出版社撰写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著作。

　　卫老师是带着腰疼在写作的，这让我想起他曾经的一句话：“我不赞同流行的什么老年同志要发挥余热的话，余热，表示炭火燃尽了。而我还在继续燃烧呢！”

　　洪银兴，经济学家，江苏常州人，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成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学人小传

　　卫兴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25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善文村。1946年他在太原进山中学投身地下革命工作，被捕后严守党的机密。1948年由组织安排转赴北平，后回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学习。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洪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