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东京,今年北京。《东京一年》面市,应了张爱玲“成名趁早”那句话的蒋方舟,接近而立之年时如何解读她的第11本书,又是如何在这里张望和理解这个世界和人性。

　　头顶天才少女、专栏作家、知名周刊副主编的光环,不时出现在讲座现场、聊天节目中的她侃侃而谈谈笑风生,古今中外名著名言随口就来,没有犹豫没有支吾地“自揭其短”,痛陈“不堪往事”。这是大众传媒中的蒋方舟。

　　秋日的下午,在一家“暂停营业”的咖啡馆暂作一问,对面的她应答仍然行云流水,只是多了几分严肃理性。

　　谈日本:不能简单粗暴概括国民性

　　记者:之前去过日本吗?

　　蒋方舟:去过一次,2013年的时候去过东京和京都。

　　记者:认识有什么改变吗,国内对于日本似乎是“熟悉的陌生”,而且很多方面是截然相反的意见。

　　蒋方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觉得京都是特别好的,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庙、神社,古色古香,很符合自己心中一个文化和传统的日本印象。而东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国际化大都市。但去年在东京待了一年后,觉得东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美。京都的那种文艺在我看来像是为电影所搭建的一个场景或者是公园里的假山假水,它太像给游客看的了。但是东京的那种美才是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比如说我在东京住的那一块地方,经常会觉得很熟悉,后来就想起来是《挪威的森林》里面绿子家住的地方,包括我去餐厅吃饭会看到墙上有三岛由纪夫的签名。它会有很多很日常的文艺的东西存在。我在东京经常逛的是一个旧书街,大概有两百多家旧书店吧。而且那些旧书店在这么长时间,没有说倒闭、被改成别的什么。在东京经济繁荣的时候有点像我们现在炒房炒得很厉害的时候,好多企业家拿着一大笔钱说要买这个街道,要改成别的,但是两百家书店只有一家接受了这笔钱,其他的都没有,即使他们的收入非常微薄。国内的人对于日本的印象也是很多元的。不是说年轻人都觉得日本好,或者仇日,因为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中产阶级,年轻人和他的父辈,有去过日本的有没去过日本的,这些不同的人对于日本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都是很丰富的。比如说像我爸,他就代表了那种典型的对各个国家都很开放的感觉。去日本是他第一次出国,他就觉得这个国家好干净啊,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的印象都没有变过。我去待了一年,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触,比如说,我会觉得,日本这个社会对个人创造力的方面没有太多的鼓励,它就希望你成为整个社会运转当中的螺丝钉。

　　记者:整个社会是这样要求的吗?

　　蒋方舟:对啊,也不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或多或少会有这样一些对人的期待。比如说它的企业是终身制的,你干到退休才会拿一大笔退休金,很多人就是指望着一大笔退休金。所以很少有创业的,也不像我们互联网+那么的发达。他们的外卖也好,互联网也好都好像是维持在我们五六年前的阶段,他们还会看纸质的报刊、看电视、听广播,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的传统。你也很少听到有人辞职了。好处就在于,可能会把一件事做得非常好,非常尽职尽责。

　　不好的一面就是年轻人没有那么大的活力。在日本经常会有上班族在地铁站等着等着车就跳轨自杀了。我遇到过一次,当时还很震惊,觉得是一个大新闻,事实上几乎每周都有这样的事。

　　日本整个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我说的稳定不是说秩序上的稳定,它的变化非常少,不会像国内一样,恨不得一天一个变化,每天即使你很努力地去掌握信息你还是会有跟不上时代的感觉。但是在日本,一方面我没有什么工作,另外,因为它变化非常的少,所以我就没有那种被时代变化抛弃的感觉。

　　记者:刚才说到自杀,有人说是岛国心结,耻感悲感文化,您觉得呢?

　　蒋方舟:我对于做民族和文化观察没有兴趣,也不想做这种知识专家。我没有和日本人聊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日本文化中还是有很深层的没办法用三言两语概括的东西。我也不太同意用一种方法去定义,包括我自己的书中也没有说我观察到日本国民性是怎样,因为我也不同意用什么“菊与刀”这种简单又粗暴的话去概括。国民性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而且它不同的代际是不一样的。但他们的羞耻感确实比较强,而且存在于各个层面,比如说你挣钱比周围人挣得多,这也是一样让他们觉得羞耻的。

　　谈写作:“逃避之路”

　　记者:最近在写的是什么?

　　蒋方舟:一部以反乌托邦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最有名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是《1984》《美丽新世界》《我们》,现在好多,比如说《饥饿游戏》,这种通俗小说也有反乌托邦元素。

　　记者:怎么会想着尝试这种小说,有科幻因素吗?

　　蒋方舟:我觉得这种文体在中国写得比较少吧,也可能描写现实我没有太多的优势,所以想选更魔幻一点,或者是离现实稍稍远一点的题材。它没有太多的科幻元素在,不是一个由科技构成的未来世界。它就是设想一种未来或者过去的可能性,然后把它架空于我们现有的这个世界。

　　记者:您曾说写作是一个自己暴露的过程,有些小说家童年、故乡的基因会影响他很多年的创作,您现在写一部反乌托邦的作品,是不是觉得,现在的作家把以前的都写得差不多了,所以就走上另一个方向。

　　蒋方舟:我觉得这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个人的原因,一个是时代的原因。从时代的原因来讲,我觉得莫言那一代的作家写作的土地,正处于一个很奇妙的裂变过程——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尼采也说过,在两个时代的缝隙是容易写出作品的,因为有两个时代价值观的碰撞。莫言那一代的作家其实已经把这种碰撞的东西给写尽了。圣经有个说法就是七个丰年之后是七个荒年。年轻一代的作家,哪怕你还是这么写,而且你在技术上也不差,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超越上一代人的写作。所以我不愿意再以他们的故乡或者小镇为主题进行创作。从个人角度来讲,是因为我对于所谓的故乡没有那么强的眷恋,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英国作家是格雷厄姆·格林,他的自传叫做《逃避之路》,他说他一生都在逃避。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当我在一个环境中待得太久了之后,就不自觉地想要逃避。我小的时候写作就逃避了自己生活的那个地方,包括我在北京呆了很长时间,我也总是会觉得想要去逃避,想再换一个环境去待一段时间。所以环境对我来说没有羁绊,更不需要重复书写。

　　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作家:一类作家不断地回到他们出生的土地上,即使他们想远离,这种浪还是会将他们打向岸边；另一类作家就是无根的作家,一辈子都在不断地迁移,不断地旅行,去逃避,比如说像我喜欢的奈保尔或者鲁西迪这两个移民作家都是那种无根的作家。我自己在性格上、写作的趣味上更倾向于这一种。

　　谈定位:时代的记录者

　　记者:您在意别人怎么称呼您吗?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蒋方舟:我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写散文和小说,所以还是希望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来面对社会,但是我对自己之前写的作品不是特别满意。

　　记者:您成名比较早,这样一路风光走过来之后,当初的写作和现在的写作心态有什么变化?

　　蒋方舟:我开始写作时太小了,大概是7岁还是6岁半吧,所以说没有一个很高大上或者很明确的目的。那时候写作大部分是因为父母,主要是我妈妈,她就是希望我以后通过写作改变当时的环境,有一种不同的生活。因为我们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环境中,我是铁路子弟嘛,周围的同学也都是铁路子弟。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只是接受了这么一个妈妈让我去写作的任务,而对于写作这件事没有那么明确的认识。每天都会发生很多好玩的事,有意思的事,我就想把它记录下来。到高中青春期的时候,看的书有点杂,就对写作想成为什么样的作家,写作的目的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现在可能是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记者:这个目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