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文/刘雅麒

　　答题者：于坚

　　提问者：刘雅麒

　　时间：2017年12月7日

　　受访者简历

　　于坚，当代诗人、作家和摄影、纪录片作者。20岁时开始写作。1985年与韩东等创办民间刊物《他们》。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6年度杰出作家”奖。诗集《0档案》获德国第十一届“感受世界”“亚非拉文学评选”第一名。纪录片《碧色车站》入围20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单元。主要作品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便条集》，文集《于坚集》5卷，散文集《印度记》《昆明记》《朝苏记》《挪动》，文论集《于坚思想随笔》《棕皮手记》，摄影集《大象岩石档案》等四十余种。现居昆明，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如果给你40多年的诗歌创作划分阶段，你会怎么划分？你会如何概括自己的创作风格？

　　很难说。各种写法我会不断地反复、重复、深入。也许过了十几年，我又回到某种久已不写的方法上了。随物赋形吧。有很多写法，比如摇滚式的长句子，像《二十岁》；档案体《参观兵马俑》、《0档案》、《测量》；抒情的方式，比如《雪来了夜有一个白色的枕头》；便条的方式，比如1996年写到现在的《便条集》，已经写了800多首，还有没有标点符号的宋词式的长短句，以及作品某某号。但基本的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向度到多向度。最近的写作越来越重视场的建构，一首诗、一篇文、一个电影……一幅字都是一个场，一个气象流转，意义彼此建构又彼此消解的巴赫金式的对话场。场比意义更重要。这是我最近所做的。对于我，写作是建造个人语言金字塔的终身劳动。

　　2最初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写作对于我这代人来说非常特殊。1966年我12岁，“文革”开始，焚书，昆明满街都在烧书。我亲眼看到图书馆在冒烟，昆明华山西路一个政府大院里的图书馆，烟从那里冒出来，一个小娃娃跑过来跟我讲那里在烧书了。烧书、烧信件、烧纸……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有个火盆，烧私信、各种证据，否则被红卫兵查到你就倒霉了。1966年9月左右，我父亲和我把窗帘拉起来，拿个脸盆，开始烧他的藏书。他算是他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订了一些杂志，《收获》、《新观察》……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刊物，我从小就看这些东西。我跟着他烧了一下午，书架上的书几乎全部烧了。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为什么会写作，其实是那个下午决定的，那是一种神谕，你看到那些书变成蝴蝶一样的东西在房间里面飞。为什么要把这些美好的东西烧掉？这个事件对我就是神启的时刻，在潜意识里使我对文字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3你参加过国内和国际上很多诗歌节，根据你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各国的诗歌节各有什么特色？有哪些让你难忘的活动经历？

　　法国和德国都曾经举办我个人的作品朗诵会。在法国是八场，在德国是五场。在中国，这样的个人朗诵专场我一次也没有过。法国的南特子夜诗歌节在世界上比较有影响。我第一次朗诵了《0档案》。另一场是在电影院里面，放映了我的纪录片《碧色车站》。组织诗歌节的是南特诗歌之家的布拉吉尔女士，她一个人负责全盘，工作人员都是招聘的，都是专业人士。为我朗诵法语的是曾经在监狱当档案管理员的让-达米安·谢内（这是布拉吉尔安排的，很有创意）。他喜欢我的诗，自己买了一本我刚刚在巴黎出版的《被暗示的玫瑰》。

　　诗歌是古老的、神圣的，也是前卫的，西方的诗歌节安排活动都是这个理念，朗诵会总是安排在古迹、教堂或者废弃的工业基地、仓库、酒吧、咖啡馆之类的地方。南特诗歌节邀请的诗人很有特色，他们是诗人，但同时也是摄影家、导演、音乐家什么的。强调诗人的多重身份。

　　西方的诗歌节已经有80年左右的历史。朗诵会在西方是有传统的，卡夫卡的小说没有发表前就经常在布拉格的沙龙里面朗诵，他自己念原作。然后才被读者知晓。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可以传诵的，它不需要专门的朗诵会，但新诗不同，朗诵会是新诗的一种传播形式。但诗人们至今没有重视。

　　各国的诗歌节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并不一样。欧美的诗歌节重视的是作品和听众。读者是来听那位诗人的作品，他的原声，它的含义。诗人集体朗诵的情况很少，大型的诗歌节会邀请许多诗人在开幕式时朗诵，但每个诗人都有独自的一场朗诵会。有些诗歌节重视的是气氛和象征性影响，比如哥伦比亚的麦德林诗歌节。开幕式有几万人，马拉松式的朗诵，持续三个多小时，诗人的水平参差不齐。

　　我印象深刻的是十年前在纽约圣马丁教堂的朗诵，教堂很适合朗诵诗啊，这是招魂的坛嘛。金斯堡、阿什伯里等诗人都在这里朗诵过。那天晚上的诗人有我和美国的一位女诗人，每人朗诵40分钟，门票是6美元，坐满了。

　　2011年我在德国各地朗诵过六场。朗诵会的广告半年前就发出。法兰克福的那场朗诵在一家旧工厂的车间改装的地下酒吧里，为我朗诵德语版的是德国电影和戏剧演员莫里茨·施特佩尔，为我配乐的是爵士钢琴演奏家马蒂亚斯·弗赖。他们为此准备了一个多月。莫里茨在我的德语版诗篇上画满了代表重音或者激越、低沉的符号，看起来就像乐谱。参加朗诵会的不只是诗人小圈子，不写诗的人更多，就像听歌剧，下面的听众都是歌剧演员就太奇怪了。在英国切尔滕纳姆的一场朗诵会结束后，我乘火车回伦敦，在黑夜里，另一节车厢走来一位太太感谢我。她是从伦敦专程赶来的，她不写诗，就是来欣赏。

　　现在中国的诗歌活动，人们在乎的不是诗。朗诵会主要是交际，排场、座次甚至待遇，人们判断诗的好坏不再是蘅塘退士那样的依靠经验、素养和慧眼。人们根据获奖与否、媒体关注与否来判断诗好坏，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个人判断力，这是诗的末路。

　　汉语本身就是写诗的语言，每个会汉语的人都天然在写着诗。每个人都能写一点，古代中国有文化的人都是起码的诗人。诗只有好坏的问题，没有写不写的问题。现代社会中，诗人越来越专业，也越来越圈子化。诗的好坏越来越次要，只要写，进入诗歌圈子，那就是诗人。金字塔日益降成了平台。如何建立现代社会中诗人和读者的联系，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也是诗人们需要考虑的。诗人自己不考虑自己的作品如何有效地传播，没有人会为他们考虑的，这是写作的一部分。诗人不能只考虑所谓灵魂、修辞之类的大事。毕加索办画展的时候，自己去选择画廊，甚至在墙上钉钉子挂画。有效的诗歌朗诵会不是诗歌小圈子的自我欣赏，它应该有利于不写诗的读者读到好诗。社交式的、隐喻的、自我表演的诗歌朗诵会只是在一次次拉开诗与读者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