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追悼邹韬奋的大会上留下了这样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邹韬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人民性，热爱人民、服务人民是其一生的旨归。

　　邹韬奋一生留下800多万字的文章，并以《小言论》等栏目为标志，始终坚持“为大众说话、让大众读懂”的写作原则。他一直希望办一种合乎大众需要的日报，“我生平无任何野心，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他一生先后创办了《生活》周刊等6种报刊，出版了几十本著作和译作。胡愈之认为，假如鲁迅是不朽的人民导师，那邹韬奋就是人民的伙伴、人民的朋友。

　　无论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还是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邹韬奋都是积极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深刻批判黑暗的社会和腐败的官僚作风，反映人民的疾苦，努力促进民族解放事业。作为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袖，他积极援助前方将士，组织社会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他身上有着真正的硬骨头精神，特别表现为“七君子”事件中的不畏权贵。他的《在出狱欢迎会上的演说》风行一时，还曾被收录进高中语文课本中。他创办《抗战》三日刊、主编《全民抗战》，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并专门推出战地版，报道军民前线真实消息和日军的残暴罪行。

　　作为出版家，邹韬奋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这种救国救民、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感，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的新文化人可以分成几类：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实干者，有鲁迅那样为底层呐喊、不妥协的人，还有坚守一定的学者底线却与当局若即若离的，亦有躲在书斋做学问或冷眼看世界的。邹韬奋走的则是实业救国、出版强民的路子，走出了知识分子的另一条救国之路。

　　现代知识分子走向“十字街头”的时候，常常会面临一个难题：究竟是大众化，还是化大众？智性如何在民间延伸且又具有民间性？理论和大义如何通俗化？精英文化如何“走下神坛”、拥抱大众？当时，上海文坛出现了两种选择：一种是附和所谓的简单的、粗糙的大众文化，由此出现了庸俗文化乃至恶俗文化；　二是知识分子以己身所好强行介入，试图改变大众文化的生态结构。这两种倾向的结果都不甚理想。

　　那么，如何在互动中形成新的时代文化，如何使文化作品成为民族觉醒的灯火？邹韬奋在高尔基那里得到了启示。高尔基那种思想者的宏阔境界、高远的哲学气象和出身贫苦体现出来的底层泥土气，它们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唤醒了民众，促进了自觉。受此激励，邹韬奋搭建新闻出版民间新平台，不断改革出版手段，以国际化的广阔视野，以平民化的文字语言，紧紧扣住时代精神，并将其与社会现实、民族未来联系起来，取得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在他那里，没有传统儒生的迟暮之气，没有教化大众的语言，有的只是洋溢着新知、新智、新声的清新之风。在他那里，新闻出版不仅是实业，不仅是职业，而是一种民族解放的事业，是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加速器。作为“中国脊梁式人物”，这就是邹韬奋之于时代最大的贡献。（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