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童庆炳给北师大本科生授课。

　　【述往】

　　编者按

　　在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的记忆之中，恩师童庆炳先生学识渊博、不忘初心、率先垂范、立德树人，是一位真正的学界楷模。作为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童庆炳在文学审美论、文艺心理学、文学文体学、文化诗学、中国古代美学、《文心雕龙》研究等领域均有重大建树。他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砥砺奋发，致力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为中国文艺学的体系建设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童庆炳主编的多种文学理论教材（尤其是《文学理论教程》）被全国高校广泛使用，充分发挥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育人功能，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童庆炳先生去世之后，我已写过多篇关于他的文章，但时至今日，他在学术层面的成就还几未触及。不是不想写，而是觉得这一块分量太重，我还没有准备好。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只能讲述一些童老师治学方面的故事片断，也权且把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写在这里。

　　人生抉择

　　童老师晚年常常会讲起一件往事。

　　那是1984年，童老师从北师大中文系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了研究生院副院长。一年之后，他开始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先是校方，随后又是相关部委，均有意让他担任要职。但这两次机会都被他拒绝了。1986年，一个更大的机遇又不期而至。当时，相关部委在全国物色人选，又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高校里进行民意测验，测验的结果均是童老师名列前茅。于是，又有人登门相劝，但来者还是被童老师的一句话轻轻地拒绝了。

　　关于拒绝的原因，童老师也曾多次与我们谈起，在即将出版的《童庆炳口述历史》中，有这样郑重的表述：“我为什么不愿意呢？说老实话，我当时没有把我的思想亮给他们。就是讲，如果我走当官那条路的话，也许我会得到很多利益。但是我就把学问丢了，把学生丢了。这是我不愿意的主要原因。”

　　以我对童老师的了解，我相信，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或者是，当他在学术之路上长期跋涉也把学问做到一种境界之后，他已经有了呈现真实想法的底气。他后来的成就照亮了他当初的选择。

　　这件往事常常会让我心生感慨。那个时候，童老师正是50岁上下的年纪，只要他点个头，仕途便是一片光明。而且，以我多年的观察和体会，他也确实是个难得的帅才——站得高，看得远；重情谊，讲原则；胸怀博大，足智多谋……然而，在那个从政还是治学的关键时刻，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做法或许“很傻很天真”，但我却以为，这就是童老师的“不忘初心”。记得德国思想家费希特说过：“听从这呼声，忠诚老实地、无拘无束地、无所畏惧地、不假思索地服从这呼声，这就是我唯一的使命，这就是我生存的全部目的。我的生活不再是没有真理、没有意义的空洞游戏了。某种事情之所以必须做，纯粹是由于它必须做；这就是在我所处的这种情况下良心恰恰要求我做的事情；我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并且仅仅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为了认识它，我有知性；为了完成它，我有力量。”（《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费希特的这番说法完美地诠释了童老师的选择。

　　为了彻底回到学术岗位，1989年元旦那天，童老师递交辞呈，主动去职（研究生院副院长），当上了一名普通教师，专心做起了学问。

　　由此我便想到，当我们考察一位学者的学术人格时，必须把他对学术的信仰、追求、忠贞和投入程度以及献身精神考虑进来。由此观之，童老师的学术人格无疑是纯粹、坚实而强大的，因为他早就明白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

　　思维方法

　　在从政与治学之间，童老师显然是“非此即彼”。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他却是鱼和熊掌的“得兼”论者。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亦此亦彼”。

　　实际上，“亦此亦彼”并非童老师的发明，而是他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镀亮了恩格斯的一个说法。童老师曾经回忆道，“文革”时有所谓的“天天读”，而所读的书则是《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时，他因缺乏专门知识，读不大懂。“但因为看的遍数多了，其中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后来对我的学术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恩格斯在书中提出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不一定非此即彼，可以‘亦此亦彼’。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重要方法，我不但记住了它，而且后来看问题，就往往采用‘亦此亦彼’的方法。”（《又见远山 又见远山：童庆炳散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打开《自然辩证法》，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其中的相关论述。恩格斯认为：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遵循的是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而辩证的思维方法则“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童老师把这一思维方法拿过来，活学活用，其学术思考也就呈现出一种丰富性和柔韧性。

　　举个例子。“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是童老师晚年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所谓历史理性，是人们对全面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力量的肯定性评价。在此意义上，经济大发展无疑是历史理性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因为发展经济，又带来了环境污染、贪污腐败、拜金主义乃至种种社会问题，于是又有了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以人文主义为价值立场，强调的是对人和人的尊严的肯定。童老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作品，要不偏向于历史理性，要不倚重于人文关怀，实际上是把许多问题简单化了。优秀的作家作品应该像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那样，徘徊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只有这样，作品才有看头，文学才有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