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作家群体与“京派”作家瓜葛不大，但其中两员主将赵树理和李长之，早年却因笔头勤快、相知不多而无端打了一场单方面的笔战。这场笔战虽然你来我不往，看似无聊，但两人所阐释的观点，已隐隐预示着此后的文艺创作和评论的道路了。再加上两人一个为现代文学大家，一个为新文学批评健将，这场争论过去并不曾为学界关注，因而，说说这场笔战并非毫无意义。

　　1934年8月20日，李长之的文章《不成问题》在《北平晨报》副刊第719号“北晨学园”刊登，文中李长之对当时文坛热烈讨论的中国的“伟大作品何以不能产生”的问题，做了激烈批评，他认为那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何以没有伟大的作品？很简单，只因为作家根本渺小。”他认为“什么生活压迫，什么文化统治，什么言论不自由”，都是“饰词”和“遮羞”，并举例说明高尔基在压迫中创造伟大作品，因为没有伟大作品，只因为作家本身“不伟大”。其实李长之特别推崇“天才说”，高扬人的天赋与勤奋。他自己甚至因这些观点而被胡风和鲁迅戏称为“李天才”。

　　李长之这篇文章，相信很快为赵树理所阅读到了。彼时的赵树理偏居山西，但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想必他对北平的文化动态一定相当关心，且很快阅读到了那份《北平晨报》。于是他很快在自己主编的《山西党讯副刊》8月25日版上以“何化鲁”的笔名发表了《呜呼！李长之教授》，文中，赵树理反驳李长之：“但我们的大批评家李长之教授，却高喊着自傲的夸大之声，说这是不成问题的……看李教授这股子神气，像这些小问题，当然放不在眼中。”赵树理认为“何以没有伟大的作品”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他认为高尔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经过实际生活的磨砺，而逐渐伟大的，却不像李长之认为是“人伟大，所以虽然受了许多苦，仍然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赵树理认为的是“中国作家想要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必然的得把现在的生活改变一下，从现实生活中创造自己，创造作品。”

　　遗憾的是，因为《山西党讯副刊》是当时国民党山西党部的刊物，影响力有限，因而李长之并未作进一步回应。二人的争议由此并未形成你来我往的有趣场面。

　　从行文看，赵树理称呼李长之为“李长之教授”，显然说明赵树理对李长之的身份很不了解。其实，李长之在1934年，还只是清华大学哲学系一位大三学生。之所以让赵树理误以为是教授，乃是因为李长之还在清华就读时，就十分活跃，不但自己主持《清华周刊》的副刊，还和郑振铎等人一起创办了《文学季刊》。他热衷于撰写各类书评，并倡导“大批评观”，以为一切文艺作品都应该经过批评检验，故而极力倡导“批评精神”，处处写文章申明自己的主张。彼时清华哲学系教授张申府对1931级清华哲学系学生印象深刻，曾撰文表扬周辅成和李长之都年少才高，时时能在报刊撰写万字长文。的确，李长之常在《北平晨报》《大公报》《论语》《现代》《再生》《国闻周报》《文艺月刊》等刊物发表文章，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文章数量之多，以至于他的好友吴组缃劝他放慢笔头，以免找来无端的非议。或许正是文章数量多，且都刊登于当时北平重要文艺刊物上，故而造成了赵树理的误会。看来，吴组缃真有先见之明啊。

　　不过，在这场笔战之后，二人并没有更多的交集。李长之随后辗转云南、重庆等人教书、编刊，直至1946年底回北京师范大学任职。而赵树理不久就到解放区，以后创作出《小二黑结婚》等名作。两人再次有了文字的交集，则是李长之注意到赵树理了。其时李长之于1946年底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从此一直留在北京。1949年底，李长之撰写《关于一九四九年的文艺动态的几个考察》一文，对全国文艺活动做了一次巡览，介绍到解放区作家时，就提到“就小说的创作说……赵树理发表了《传家宝》。”这一年，赵树理也进北京到新大众报社任职。两人都隶属于中国作协，虽然不清楚两人何时交往，但起码在1957年两人已经颇为熟悉了。因为有文献记载，1957年6月1日，赵树理与老舍、张恨水等人联名邀请在京文艺工作者如沈从文、李长之、钟敬文等100多人，拟创办《大众文学》杂志，但似乎并没有成功。二人此后是否还有交集，我们无从得知了。

　　这场笔战，于李长之而言，可能并不知道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次观点交锋。但对赵树理来说，却记忆很深。据他的学生栗金马回忆，1963年，赵树理在指导他写作要贴近现实生活时，还兴致勃勃地指出：“30年前，我在《呜呼，李长之教授》一文中就曾写道，我始终不承认一个伟大人物，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见，他对那场论战，还颇有些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