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应邀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首讲嘉宾，就中国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和现代经济学的意义进行阐释。

　　林毅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是人类经济史上最重要的实践之一。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没有根据国际主流经济学理论推崇的模式，即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原则进行转型。因此，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方式难以成功，而中国却实现了由穷变富的转变过程。

　　林毅夫指出，经济要实现发展，收入水平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就要提高，即现有产业技术需不断创新，具备新附加值的产业要不断涌现。国家应把资源、劳动资本从附加价值较低的产业向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重新配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在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产业技术水平、产业附加值都处于世界前沿，在此基础上要提高劳动力水平，就要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把发达国家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这体现出一种后来者优势，即以更小的风险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如果成本和风险都可比发达国家更低，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比发达国家快。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发挥了发展中国家的后来者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曾提出“赶英超美”，发展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但那些最先进的产业，因为专利保护和国防安全等原因，无法简单拿来就用。一旦依靠自发创新，发展中国家就失去了后来者优势。并且，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物资等非常短缺，这些产业没有比较优势，只能依靠扭曲市场的各种政策保护才能实现发展，不仅放弃了后来者优势，而且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还造成了资源的错误配置。1978年后，中国改变了发展思路。当时中国拥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而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政府的工业园、经济特区和招商引资等因势利导政策的支持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变成了竞争优势，实现了产业与技术升级。在此过程中，大量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凸显了后来者优势。

　　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是静态的资源供给，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会很快。在这种状况下，随着资本的积累，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此过程中，要为创新提供激励。在经济结构发展过程中，形成产业集群才能具备竞争优势。但产业集群同时面临协调问题，政府需要因势利导。而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金融建设也是政府的责任。

　　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发展，政府既不能“无为”也不能“乱为”，这涉及“度”的问题。政府作为的目的是提高市场的效率，即“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在发挥政府作用时，产业政策是必要的。产业集群的形成、人力资本的培养、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金融安排的配合，没有政府很难形成。每个产业的需求不完全一样，但政府可用的资源有限，因此，政府在发挥有为作用时必须战略性地使用有限资源，来支持对经济发展具有最大作用的产业，因此，除了功能性、普惠性的政策外，针对特定产业的政策也是必要的。

　　林毅夫表示，发展中国家学者普遍有向发达国家的“取经”的心态，却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现实条件的不同。“实践是理论之源”，发展中国家应从自身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新的理论，认识问题所在，提出解决之道。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从自身实践中总结出了中国经验，这一发展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

　　（本报记者 赵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