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任鸿隽见而心喜

　　从前，局促的生活圈子让陈衡哲认定，结婚是与心灵被捆绑画等号的，她的选择只能非此即彼。所以，留学让她改变的，还有起初的独身想法。

　　陈衡哲生于常州武进一个诗书世家，曾祖母是一位四川才女，她开创了一个家族传统：每个出身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陈衡哲的母亲庄曜孚是著名画家，辛亥革命后曾经在苏州一所女校教书画课。陈衡哲的姑姑和姨妈们在绘画、诗歌、书法等领域也都各有建树。这种家学渊源，在江南尤其明显。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民国，江浙一带女诗人、女画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大家庭或亲属圈里的女子，都有深厚的文学艺术造诣。即便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位置上，陈衡哲对此也难掩骄傲：“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情况在西方文明开始影响中国的知识阶层之前就存在了。”

　　出色的家族文化背景和个人才华，带给陈衡哲浓厚的精英意识。她欣赏母亲和姑母那类人格、才华都出类拔萃的女性，对资质平庸和依附丈夫为荣的女子则不免有怒其不争的漠然乃至俯视。当然，她自己是那么卓尔不群，无疑有不言而喻的文化自豪感。这份自矜、自得固然也不妨孤芳自赏，但若是有知音欣赏、承接，乃至爱慕呢，岂不更是锦上添花？陈衡哲福气很好呢，任鸿隽（字叔永，1886~1961年）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任鸿隽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垫江的小官吏之家，从新式师范学堂毕业后，一度在家乡的中小学校教书，后赴上海中国公学深造。他1908年赴日留学，次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四川分会会长、书记。辛亥革命爆发后，任鸿隽在南京临时总统府任秘书，脍炙人口的《祭明孝陵文》便出自他的手笔。后来任鸿隽的兴趣转向实业与学问，前往美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硕士学位，胡适认为他的古文在留美同学中最为出色。1915年任鸿隽与赵元任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任被选为董事长兼社长，发行《科学》月刊（1951年停刊）。回国后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务。任鸿隽主张“以发展科学为吾国之生命线”，他一生都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进步。

　　1915年，陈衡哲将署名莎菲的《来因女士传》投寄给《留美学生季报》。她的斐然文采，令总编辑任鸿隽见而心喜，觉得这份才情就算放在国内已不多见，在留学的女同学中更为难得，两人开始通信。1916年暑假，陈衡哲与任鸿隽在康奈尔大学所在的绮色佳首次相见。任鸿隽《五十自述》回忆：“心仪既久，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那次见面后不久，任鸿隽赠她《为陈衡哲女士题异兰记》，有显而易见的倾心：“新陆不复见兰蕙，每忆清芬心如醉。何来幽介空谷姿，为君采撷书中缀……”当时任鸿隽与胡适等好友都热衷于写诗，有一天他收到陈衡哲随信寄来的两首五绝，其中一首为：“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荣光，已映清溪底。”喜欢得不得了，“学着化学家倍随留斯的话，说：我在新大陆发现了一个新诗人”。

　　30岁的陈衡哲与34岁的任鸿隽1920年回国后结婚，任鸿隽撰对联自贺美满姻缘，笔端溢满欢欣：“清香合供《来因传》，《新月》重填百字词。”上联写他俩因陈衡哲的《来因女士传》而订交，下联则记两人唱和时曾填有百字令《新月》。胡适书赠这对老友的婚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祝他们早生贵子、精于著述。他那首著名的新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则写于一个月前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时。

　　据胡适讲述，他与陈衡哲见面以前已有书信频繁往还，几个月间，“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1917年春，任鸿隽邀约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好友胡适一道去瓦萨学院拜访陈衡哲，胡、陈才第一次会面。“我们三个朋友”相谈甚欢，“三人邮筒往返几无虚日”，他们激扬文字，探讨艺文，也玩笑调侃。看陈衡哲、胡适往来书信里很惬意地“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的确是有彼此爱慕的暗流涌动呢。胡适后来回忆：“我们当初几个朋友通信的乐趣真是无穷。我记得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房门上的铃响一下，门下小缝里‘哧’‘哧’地一封一封的信丢进来，我就跳起来，捡起地下的信，仍回到床上躺着看信。这里总有一信或一片是叔永的，或是莎菲的。”

　　胡适与陈衡哲的交往，确也引来旁人的诸多假设与求证。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胡适为1920年8月出生的女儿取名素斐，素斐也即莎菲。著名学者夏志清认为唐德刚道破了胡适的良苦用心：素斐之名“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萨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的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他认为陈衡哲在《小说月报》1924年10月号上发表的《洛绮思的问题》，“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跟陈衡哲一度走得很近的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一文里，则用她的老练、含蓄笔法，近乎淡而无痕地点染了两处，看得出陈衡哲跟胡适与众不同的近距离。

　　徐志摩1923年10月11日的日记记载，任鸿隽夫妇那天请他与胡适、朱经农等七八位朋友晚餐，“君劢闯席。君劢初见莎菲，大倾倒，倾与散步时热忱犹溢，尊为有‘内心生活’者，适之不禁狂笑”。张君劢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之兄，郎舅俩一直很要好。莎菲令留德归来的北大哲学教授大为倾倒，胡适忍不住大笑，是对张君劢热忱倾倒的情态忍俊不禁呢，还是陈衡哲的内秀、出色让他“与有荣焉”？

　　1934年第二十六期《十日谈》杂志曾刊出一篇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行文颇为轻薄地讲了一段文坛八卦：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欲与年少英俊的五四运动健将胡适先生结为永久伴侣。后者因已经订婚，故“对于陈女士的要求，毅然地拒绝了，但是他觉得这是太辜负敬爱者的盛情厚意，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陈衡哲夫妇先看到这篇“恶意地造谣毁谤”的文章，非常生气，拿去给胡适看。胡适也又惊又怒，立刻行文给编辑，要求一字不删地发表。《十日谈》将《胡适之来函抗议》刊于第三十九期。即便是表达气愤，胡适仍不失分寸，他斥责象恭的文章荒谬不实、恶意攻讦：“‘象恭’君此文中说我拒绝了‘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这是对于一位女士最无礼的污蔑与侮辱。”胡适回忆起自己与陈衡哲的交谊，原原本本地解释：“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1992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位学者采访陈衡哲的大女儿、宾州州立大学教授任以都，也提到有关胡适与陈衡哲的传言。任以都说：胡适老早就表示过，家里已帮他定了亲，他不能让那个女孩子下不了台。“对他们那一代而言，新旧、中西文化的冲突是很厉害的；胡适在这方面的分寸，很令家母尊敬。不过，要是当初胡适没有订过婚，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我就不敢逆料了。”任以都回忆，父母与胡适感情真挚，很像家人——胡适夫妇因女儿素斐夭折而伤心，父母就让小女儿任以书当他们的干女儿；上个世纪30年代胡适因盲肠炎到北平协和医院开刀，父母在医院坐了一天，等待手术结果。

　　不言而喻，任鸿隽对陈衡哲深挚的爱与敬，要超乎任何人。他曾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陈衡哲在悼念亡夫的《任叔永先生不朽》中感慨：“这样的深契与成全，又岂是‘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的那个平凡望愿所能了解的？”任鸿隽去世后，她有好几首悲凄的悼亡词，回忆两人当年在美国的相识相赏，“当年新陆初相晤，共游踪”；一生相守的和谐甘美，“四十年来共苦乐，况又诗朋文侣”；以及自己痛失所爱的哀伤，“寂寞余生还怆恻”。《浪淘沙》云：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屏风”之说蕴含的厚爱深恩，让陈衡哲到老来依旧有“知己无双”之叹，任何时候想来，都要热泪盈眶。

　　任鸿隽曾在《五十自述》中说：“余生性淡泊，不慕荣名。”陈衡哲认为这确实写出了他一生为人的标准，“而这个怀抱与人生观，也是我们四十多年相契的中心磐石”。她夸赞任鸿隽待人温良恭俭让，“胸如皎月，绝无我见，也绝不以此自以为高”。比如，他曾经悄悄帮朋友解除窘况，使后者走上坦途，但那位朋友始终都不知道自己有过“这样一位暗中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