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拍摄，李杨抵押了房产，向两个弟弟也借了不少钱，可还是不够。最后，一位好友透支信用卡，李杨才得以补齐后期制作费用，背着片子的拷贝飞到了柏林电影节。这回，他是受邀的。

　　李杨执着于现实叙事。看到一篇被拐妇女伤害“丈夫”家人的报道后，他跑到四川，花了两个多月，采访了几十个被拐妇女。他甚至还和人贩子深入聊过，对方得意地告诉他，曾强奸拐来的女人。李杨气得想去报警，但懂法的人告诉他，没有证据，报案也没用。随后，电影《盲山》诞生，片子在一个小山村拍摄，演员大多是当地村民。一位被拐来的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在片中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他说自己也没指望通过电影传递什么，只是讲一个故事而已，“没那么高尚”。如果国内有人因为这个故事，关注到电影中展现的群体，展现的问题，那注视的目光本身就是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他用“盲”给自己的系列电影命名。网上有大量《盲井》《盲山》的盗版片源，李杨没去追究。

　　自从看过有关少年砍手党的报道后，李杨一直对流浪儿童这个群体念念不忘。早在十多年前，在采访了一些少年犯后，他写了一个剧本《盲流》，但没通过审核。母亲中风瘫痪后，他重拾决心，“想做的事现在一定要做”。

　　他辗转北京、贵阳、西安采访，去了盲人艺术团、救助站和盲人学校，采访了起码20个盲人，采访的流浪儿童数量记不清了。

　　因为很少有投资人感兴趣，片子的成本低得可怜。雪上加霜的是，拍着拍着，合作的投资人撤了。那是2014年冬天，股市行情正好，对方毫不犹豫地转移了投资方向。

　　李杨没告诉剧组，他默默地抵押了房子，高息贷款。平安夜，剧组成员收到了塑胶手机壳之类的小礼物。

　　他开始向朋友求助。媒体人郭宇宽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刚接到李杨的电话时，这位导演的语气听起来挺轻松：“宇宽，你最近手头有钱么？或者认识哪个土豪能给我投资一点？”

　　郭宇宽觉得，“土豪”两个字透着点儿孤傲。他在电话里怼回去，“我不认识土豪，我认识的都是很理性的企业家，人家的钱又不是偷来的。”

　　挂了电话，郭宇宽有些放不下，想着李杨是个“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人”。于是，郭宇宽约他在咖啡厅见。得知他正在拍关于乞讨儿童的片子后，住着50平方米小房子、出门能坐公交就不坐地铁的郭宇宽凑出20多万元，转给李杨。他打电话给一个身家百亿的老板，对方也不懂电影，跟着投了80多万元。

　　后期制作发行的费用全亏了另一位叫苏同的企业家。李杨记得，对方抽空看过片子后，只说了两个字，“支持。”

　　靠吃百家饭，片子总算弄出来了。新片上映后，网上的评价并不高。李杨自诩“剑客”，有人看过片后，感叹他的作品似乎少了尖锐，多了温情。还有人指出种种缺点，男主角的表演不到位，片子有的地方衔接得不好。

　　李杨仰在沙发里，深深叹了口气，承认并不是特别满意这部电影。但为了它能跟观众见面，只好作出妥协。自封的“史上最穷投资人”郭宇宽放下话，“假如这部片子赔钱了，我会努力挣钱，以后再支持李杨。”

　　等待上映前，李杨“心烦意乱，十分焦虑”，他在此期间写出一本自述，书名最终叫“一意孤行”。他原本想起名“随意而为”，大学同学白岩松私底下不太认可，“李杨的价值与一定会有的痛苦，都恰恰来自他的不随意”。

　　在书的前几页，白岩松写道，李杨或许真是个“一意孤行”者。但他不会独行，路还长，“可能一意孤行者，只是提前出发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