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任晓雯

　　对人生、尤其是女性失意感的描绘一直是任晓雯作品捕捉的重心。从早期长篇《她们》到近年新出长篇《生活，如此而已》、《好人宋没用》，任晓雯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异的失意者形象。

　　母亲们

　　钱赵氏（《她们》）是任晓雯塑造的一个观念化的母亲形象。她在男人那里得不到关爱，便把对生活的怨愤发泄到女儿们身上。钱赵氏梦想生儿子。生了二女儿钱一男后，丈夫更不着家，激愤中她竟将出生不久的钱一男扔进了屎尿桶。钱赵氏为生儿子保佑死在了产床上，两个女儿承继了她的衣钵。钱家三个女人与张爱玲《金锁记》的曹七巧相仿，她们被男人欺压，转而变本加厉地欺凌更弱者。

　　林卿霞（《生活，如此而已》）则是一个来自生活的“圆形人物”。E·M·福斯特说：“圆形人物的生活宽广无限，变化多端。”林卿霞身上满是人间烟火气，漂亮是她得以在生活中折腾一番的资本。为了回城，她扔了上山下乡时生的儿子；为了钱，她又抛弃了新家。林卿霞心中总闪着一团火，她以男人为阶梯追逐想要的生活，到老却一无所获。

　　年轻时宋没用（《好人宋没用》）为两个母亲忙活：母亲方桂花和婆婆杨赵氏。两个母亲在遭受生活的反复打击后都变得凶悍，不脱钱赵氏的影子，但方桂花这个人物形象通过诸多生活化细节的描绘，更具“立体的圆形”。方桂花有一天捡了一截铁丝，“掰直，擦亮，簪在头发里。对着窗玻璃左顾右看……”她告诉女儿自己也是有名有姓的，还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因是二妈生的，被父亲用两筐萝卜换给了家里的长工宋榔头。方桂花半生劳碌，挨打也打人，但至死不忘自己曾是小姐，她说：“没用，你要待我好，我死了会保佑你。到时候你叫一声‘方小姐’，我的灵魂头就飞回来。”对打骂自己的母亲，宋没用气急了说：“我恨你。”继而又自责：“妈，你打死我这个不孝顺的。”这自责中有宋没用本性善良的“好”，更多则是对母亲一生落难的同情。

　　西蒙娜·德·波伏娃说：“男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他们的社会效益，婚姻的威望，以及男性后盾的价值，这一切都让女人热衷于取悦男人。” 无论是经济独立的林卿霞，还是靠男人吃饭的方桂花，女人如果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男人，精神上必然因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苦痛。

　　父亲们

　　女人活成了生活的奴隶，男人是否由此就变得威武了呢？任晓雯看到不对等的两性关系是家庭悲剧产生的根源。任晓雯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相似的父亲形象：他们在社会上都是没什么作为的小人物；对妻子都是凶狠的丈夫；对孩子倒都是慈爱的父亲。钱桂林、乐鹏程（《她们》）、蒋伟明（《生活，如此而已》）、张博仁（《别亦难》）是普通工人；宋榔头（《好人宋没用》）是苏北农民。他们在社会上吃瘪，在家里除了蒋伟明受漂亮老婆林卿霞的气，别的男人都通过打老婆找存在感。

　　从短篇小说《别亦难》中很容易看清楚任晓雯作品中两性关系惯常的发展脉络。炒砂工张博仁家原是书香门第，“文革”中家破人亡，年近四十才娶了老姑娘陶小小。“这本不该是他的生活。”“张博仁整日躁闷，似有一把慢火，在身体里炖着他。”他把这团火烧向了妻子。张博仁瘫痪后，妻子不动声色地把遭过的罪还了回去：她把男人放进了壁橱里，不给饭吃，不好好护理，对他不如对一只猫。

　　宋榔头虐妻大半则缘于传统文化，他是男权中心思想的典型。宋榔头让方桂花吃尽了生育的苦头（方生了七女三子），还在外面找女人；老婆和野女人闹上了，男人“见婆娘在河边洗头，一脚踢落下去”。宋榔头这一脚不过是千百年来男性对待女性的习惯。

　　任晓雯难得的是在宋榔头的拳脚中看到人性的微光，把宋榔头和方桂花写成了一对共度患难的夫妻。逃难到上海的一家人，生计难以维持，方桂花在远房表姐门前跪了一天借钱。宋榔头知道后嫌老婆丢人，“用木柝敲她”。听了老婆的辩解，“榔头羞愧了，越发揍她。”男人恼羞成怒，他明白让家人过上好生活是自己的责任，只能用打人掩饰愧疚。

　　宋榔头把心中残存的柔情留给了儿女。刚到上海，宋榔头遭到流氓袭击，他躺在地上把自己的子女想了个遍，“还有宋没用，尚不会说话走路，似一块小肉疙瘩，但他已经不讨厌她。” 宋没用童年唯一闪亮的时光是跟着父亲去“江北大世界”，宋榔头会花上两分钱，让宋没用看看最爱看的西洋镜。与母亲是失火的天堂相比，父亲倒像是静穆的火山，不喷发时还是能够依傍的。

　　没用的好人

　　她们：乐慧、钱爱娣、钱一男（《她们》）、蒋书（《生活，如此而已》）、宋没用是一群比父母好的女人。她们的好不是表现在对生活中的暴行具有完全的免疫力，而是在对他人施暴后良心会感到不安。乐慧咒骂“吃窝边草”的父亲，父亲生病后还是去照看他；蒋书为报夺男友之仇，把女友的裸照放到网上，心中却多了份沉重的罪感。与乐慧、蒋书的生活在一次戏剧化的冲突后脱离常轨不同，宋没用的一生如汪洋中的小船，在命运的起落中颠簸，她只随波逐流，对身后的作恶之手却从不还击。

　　夏志清在评价张爱玲作品时说：“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 宋没用的一生是从苏北到上海闯世界的一代人的缩影。作者用木心风格的语言，口语中融入古汉语词，句式简洁，意象新颖，一点一滴重现不同时期上海的生活风貌。从苏州河上的艒艒船、药水弄的滚地龙到卖熟水的老虎灶、有钱人住的洋房；从抗日战争直到改革开放，宋没用始终蝼蚁般紧攀生活。她遭了很多罪、吃了很多苦，始终感谢老天：“不管怎样，我还活着，有饭吃，有屋子睡，有事体做。”

　　宋没用从出生便与苦难结伴，这苦难是时代和亲人一起叠加到她身上的。她两岁就随父亲到上海逃饥荒；六岁就提着小竹篮爬垃圾堆捡破烂，还要被母亲打。“她像对待一条狗似的，对待这个女儿。”直到全家人靠她编草鞋挣钱吃饭，母亲的巴掌才收了回去。哥哥宋大福更是如影随形的灾星：宋没用在老虎灶落下脚，宋大福找上门去敲钱；宋没用在佘太太家当保姆，他竟然威胁妹妹，不给钱就报告政府，证明妹妹讲毛主席的坏话。

　　宋没用太好，对苦难只会无限度地承受，而那些恶人则靠作家的上帝之手一一清除掉：母亲和婆婆都病死了。宋大福误吃了老鼠药。那些欺负她的外人，也都恶有恶报。

　　宋没用两次命运的大转折都是因“好”而“无用”，被人从自己家中赶了出去。抗战期间，母亲刚死，宋没用就被逃荒的虎头一家鸠占鹊巢；临解放，宋没用好心收留巧姑一家，却被巧姑逼得离家逃亡。这两次失家的灾难却被作家写成了两次幸运的避祸：留在药水弄的虎头一家遭到了瘟疫；巧姑一家也因是逃亡地主被政府镇压。宋没用成了《圣经》中的约伯，苦难不过是考验她的手段。这样写可以看出作家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她批判宋没用阿Q似的麻木，被侮辱、被损害而不自知；另一方面又认可这类肯“劳苦担重担的人”。一方面她痛心于宋没用精神上的“无用”，拜各路菩萨；另一方面又相信善恶有报，冥冥之中有神明。

　　人物塑造从“扁平”走向“圆形”

　　任晓雯长篇处女作《岛上》是一部类似《1984》的思想之作。从《她们》开始，作家虽然开始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但塑造的多是如钱赵氏式的“扁平人物”，从文化观念出发客观地写人。《好人宋没用》应该是作家用心描摹社会风俗中人的一次有益尝试，这个人物虽然偶尔无用得超乎常理，但她匍匐在生活中的羸弱之躯还是令人动容。

　　任晓雯在《生活，如此而已》后记中说：“北京街头偶遇的胖女孩，触动我的痛觉……我忽然想写写被荒废的青春，写写尚未展开、即已凋敝的生活。”《好人宋没用》打动我的也是宋没用身上传达出的这种生活的痛感。虽然作家总不自觉地在人物身上加入特定的时代符码，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宋没用也能满嘴政治口号，但支撑这个人物形象的种种生活细节却又让人物现出“立体的圆形”。她默然承受苦难的坚忍与懦弱、精神世界的良善与糊涂都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奈又熟悉的生活状态。（王陌尘，原名王向晖，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