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6日，饶宗颐先生离逝的消息震动了学界，春寒人远，怀念文章纷纷刊出。人们之所以怀念他，是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时代学术的深沉与博大。他是中国文化一位巨匠，让我们从心底里敬仰。

　　我曾经近距离跟随先生17年，先生的学问让我受益终生，这里写下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点感悟。

　　甲骨文研究因他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众所周知，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饶先生的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上、下册，1959年香港大学出版）一书问世，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这部书在甲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其中人地同名说的影响很大，台湾著名学者张秉权曾撰文，表达了支持的观点。贞人问题，是甲骨卜辞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继此书之后，饶先生继续关注甲骨贞人研究，在为《甲骨文通检》第一分册《贞人问题与坑位》撰写的前言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89年），再次将卜辞中的贞人问题，推向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所看到的卜辞中的诸侯、伯、子、妇等名字，大部分与地名或方国名相同，不属于个人独有的名称，那么卜辞中贞人的名字是否属于私名呢？饶先生通过对大量的人地同名例子的考察，在《甲骨文通检》第一册前言中指出：“贞卜人物之名号，其中不少原为地名，此等称谓，有时不是某一个人之私名，可以指若干人。例如春秋之齐侯晋侯，可以指若干世之齐君晋君，不能专属小白与重耳。”卜辞所见贞人名多与方国名同，多非私名，是以受袭被封的采邑邦方之名呼之，不少为殷室同姓封君。故卜辞多出现贞人异代同名者，可见并非一人。最能体现商代册封制度的，莫过于名字前的爵位和职官称谓，那是用来表示对被封土地拥有职权的象征。许多卜辞中多有将方国、山、丘、麓、河与伯、侯、子、妇、臣共名者。饶先生的卜辞人地同名说，得到了学界的公认，对商史研究无疑是重要的贡献和推动。

　　关于殷代卜辞的重要意义，饶先生认为“它是殷代的直接而最可靠的记录”“它和纸上文献具有同等的史料价值”。先秦文字，尤其是地下考古发掘出来的文字，如今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界的普遍重视。饶先生以“五重论据法”的结合方式，将中国古代史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全面、深层的领域。在这样一个学术视野下，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文明发展的结构和形成过程。

　　文化传播与交流形成了多元文明

　　饶先生重视历史地理研究，认为先秦时代的国家地理并非是以往我们观念中封闭式的格局，其文化互动所产生的传播和交流，形成了多元文明。这一见解完全打破了旧有的成见和框架，它的重要意义远远要超过其专业本身。

　　80年代三星堆商代文化遗址在四川发现之后，曾引起广泛关注。根据三星堆大量出土文物，1992年饶先生开始对商代地理进行重新审视。根据卜辞中频见的“邛方”与商王往来的活动记载，以及“邛方”与西北诸国部族往来的活动迹象，考证“邛方”属蜀地岷江上游地区的一个部族，并成为殷时期商王朝西南地区的劲敌。在此基础上，饶先生进一步对陇蜀地区的蜀、土人、氐、危方、瞿方等地名作了大量文献资料的考证。

　　在《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一书中收录的《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一文，饶先生特别把考古所见的东濒黄海、南至交趾、波及闽、粤的牙璋分布作为一个独立现象进行研究。从三星堆出土的牙璋与二里头出土的牙璋的对比中，可知夏商文化已远播西南地区，甚至越南也发现有同类型牙璋。这正可用来证明《淮南子》所称的商人疆土：“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

　　2003年，饶先生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建校40周年杰出华人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诗与古史——从新出土的楚简谈玄鸟与早期殷史》，他从《诗经·商颂》中的神鸟和屈原《天问》《离骚》中的玄鸟引发，结合出土文物证据，指出先秦神话传说每每是“源分而流合”，玄鸟后来成为东西方共同的信仰。他又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中的玄鸟与坼背降生的传说，结合对殷墟安阳花园庄东地甲骨所见“玄鸟”合文起源追溯，勾勒出古代先民对凤鸟信仰的一个体系特征。这些研究展现了饶先生对先秦古代中国知识的渊博、娴熟。

　　站在历史的宏观高度处理史料

　　饶先生发现，中国传世文献记载的古代帝王胁生的传说，与西域印欧语系中流的传说，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认为，在古代文明的发展中，口述神话传说、神明崇拜、宗教信仰等方面，并没有受到地域限制而彼此完全隔绝。相反，在文化特征上存在着一定的共性。饶先生在《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一文里，应用语言学和文献学，解释和比较了这一文化现象，从而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那些陌生的古印欧史料在人类文化史研究上的价值。

　　虽然每位学术大师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但他们也有共同的一点，那就是站在历史的宏观高度上来处理史料，从开阔的视野审视它的内涵和起因。饶先生始终认为：学术是追求和探讨的无穷过程，出土资料是对学术研究的挑战和检验，要求我们更加审慎、冷静地去比勘古书上的记录，归纳出符合古书记载原意的合理解释，恢复历史原貌。廿余年来，饶先生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几乎都是围绕着考古、文献和古文字三个方面来做研究的。

　　在香港中文大学那段日子，饶先生与我谈得最多的是他对考释古文字的忧虑。从甲骨文问世百年来，虽然前人做了不少考释，但是还有相当多的文字没有释出来，有的甲骨文字还需要再考证，问题不在于考释多少，而在于如何掌握考释甲骨文字的科学性，这是最关键的。饶先生说，他佩服于省吾先生的文字考释，严谨和精炼，考证过程都有律可循。饶先生在《如何精读甲骨刻辞和认识“卜辞文学”》一文中指出：“寻求解决考释的途径方法，首先要精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从点到面——由一个字扩展到有关这个字所有的句子，加以比勘推敲。（二）从线到点——在同一系列同义词的比较研究，反复查勘确定这一字在上下文的真正义诂”。

　　2017年11月18日中国美术馆为饶先生举办了“莲莲吉庆”荷花书画巡回展，这是他最后一次冒着严寒来到北京。饶公对荷花情有独钟，佛家莲花代表着君子，荷花代表高洁，也意味着担当。在传统文化集于一身的饶先生这里，他独特的精神世界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那个时代。（作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