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1951年生。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现为该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南京西路325号跑马厅大楼位置图

等候上海图书馆开门的青年。周先铎摄于1983年

■本报记者　沈轶伦

　　杨洁勉记得，上海图书馆搬到淮海中路后，门前的标语牌上曾有这样的字样：“读书改变人生。”

　　他记得，在1966年那个秋天的下午，他第一次走进位于南京西路325号的上图，一个人坐在桌边。灯光并不明亮，周边一片静谧，只有工作人员走动的脚步声远远传来。

　　对他来说，那是一个人生中的决定性瞬间。读书，的的确确改变了他的人生。

　　1966年，深秋的一天，杨洁勉第一次走进南京西路325号，当时上海图书馆所在。

　　许多年后他说起这个瞬间，用了进入“高不可攀的知识殿堂”和“充满向往的童话城堡”，来形容自己的兴奋和激动。他当时只有15岁，初中二年级学生。根据当时的馆规，尚不满获准进入上图的年龄。但他偷偷跨入。

　　那一天，他是图书馆里唯一的读者。

　　从1926年诞生之初至今，这幢矗立在南京西路黄陂北路的地标，曾经先后被用作跑马厅大楼、上海体育宫、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询问一个上海人，他习惯用什么名称叫这幢大楼，由此可以推导出，说话者的年纪和在上海经历的时代。

　　不过对杨洁勉来说，不管这漂亮的大楼会被派做什么用途，它所唤起的记忆，永远与自己少年时求知若渴的眼神有关。

　　跑马厅大楼

　　老上海习惯叫南京西路325号跑马厅大楼。但其实在上海，早先有过三个跑马厅。

　　黄浦区区志显示：上溯至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国麟瑞洋行大班（老板）霍格及吉勃、蓝格兰、魏勃、派金等5人，成立“上海跑马厅委员会”，又称“跑马总会”。在英租界界路（今河南中路）以西、花园弄（今南京东路）以北，购农田80余亩，开辟第一个跑马场。后将跑马场地分块以高价出卖后，买进浙江路与泥城浜（今西藏中路）之间、六马路（今北海路）一带土地170余亩，辟第二个跑马场。1862年前后将第二个跑马场土地以高于原地价10倍多出卖。上海道台出布告允许跑马总会圈占。于是由一英国军官骑马从今西藏中路第一百货公司门口起，向西由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折马霍路（今黄陂南路）再向东经跑马厅路（今武胜路）至现在的上海工人文化宫，折向北沿西藏路回到原地。这名军官路经的土地，计460余亩（今人民公园、人民广场），被辟为远东最大的赌窟——上海第三跑马场，又称“跑马厅”。

　　跑马厅大楼于1926年设计，1933年竣工，由英商马海洋行设计，余洪记营造厂承建，位置在跑马厅的西北角（今黄浦区南京西路、黄陂南路路口），大楼本为高级俱乐部，供跑马总会会员享乐。《上海名建筑志》资料显示：跑马总会大楼东面面向跑马场（今人民公园），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包括会员俱乐部和来宾看台两部分。建筑占地89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髙4层，外表风格为古典主义构图，折衷主义特色。楼外立面用深咖啡色的面砖和石块交织砌筑。西边有贯通二三层的塔什干式柱廊。西北端是高53.3米高耸的大钟楼，钟楼最上部是四面三角形坡形顶，顶与大钟之间是瞭望台。钟楼四面镶装有圆形直径3.3米的大钟。底层设售票处、领奖处。一二层间有夹层，为滚球场。二楼是会员俱乐部，有咖啡室、游戏室、弹子房、阅览室等。三楼有会员包房、餐厅。会员在三楼长廊观看赛马。1925年到1935年，又在大楼的南面建造了具有英国早期近代建筑风格的红砖墙的二层房子，直连到今武胜路口。

　　抗战期间，日军曾驻扎在跑马厅。抗战胜利后，跑马厅停止赛马赌博，但这里又成为美军军营和美国剩余物资的仓库。直到上海解放后，这一片土地和建筑，终于又回到人民手中。1951年9月7日，上海人民在原跑马厅旧址举行人民广场辟建典礼。翌年10月1日，公园对外开放。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原上海租界跑马厅分别分配给上海市体委、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图书馆。

　　1992年9月14日，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开工。1997年，原先在上海跑马厅内的上海体育宫动迁至大渡河路1860号，在原址上建造上海大剧院。同年，上海图书馆搬到淮海中路1555号的新址。2000年，上海美术馆由两百米外东迁而来，落户于此。2012年，上海美术馆迁至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场浦东园区的中国馆。去年11月起，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南京西路325号开始内部试运行。

　　阅览室里的脚步声

　　杨洁勉出生在温州路，离当时位于南京西路325号的上海图书馆只隔几个街区。由于家庭住房条件非常困难，因此上海图书馆成了杨洁勉的第一书房和第二课堂。但在杨洁勉少年时，上海图书馆曾规定，只有高中生以上的人才可以进馆阅览。因此，早先每每经过上图，年纪尚小的杨洁勉只能默默仰视，觉得这建筑可望不可及。

　　到了1966年秋，学校停课，进入上图的门槛放宽至初三学生，因为从理论上讲，初三学生可视为“高中生”了。秋日的一天，管理员没有细看杨洁勉的学生证，他以初二学生的身份第一次“混”进上图。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人生平第一次走进一座梦中的宫殿和知识的海洋。

　　那时，只有陈列马恩列斯毛著作的阅览室开放，杨洁勉在那里学习毛泽东诗词，后来又开始看《毛泽东著作成语典故解释》。同时，他还努力阅读了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这么大这么安静的一座图书馆里，杨洁勉有时竟是唯一的读者。但好景不长，馆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杨洁勉只是个初二学生，将他拒之门外了。

　　杨洁勉的“书房”自此就转移到了临近上海图书馆的人民公园。此后不管冬来暑往，他每天六点就到公园，等着公园开门后，边锻炼身体边等天亮。然后，就在透进阳光的树丛中轻声朗读、背诵《诗经》、唐诗宋词等直到九十点。那时候书籍匮乏，所有的文本都是杨洁勉手抄的。等到好不容易弄来一套许国璋英语教材，杨洁勉更是如获至宝地每天阅读自习。这样自律的学习习惯，一直被杨洁勉带到1970年江西铜鼓县的插队生涯中。1973年，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英文系，回到故乡。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这次他拥有了“合法”身份，能理直气壮走进南京西路325号上海图书馆了。

　　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期，上图里许多类别的书还不对外开放。唯一能看到外文书的，是三楼外文科技阅览室。在高敞的阅览室里，四周摆满外文工具书的书架透露着书卷的美感。能进入这里的读者都有种争分夺秒的专注。杨洁勉在这里学习和自己英语专业有关的文史哲原著，阅读有限的可以上架的英文报刊，为日后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上图对读者的身份限制还未废除。有几次，杨洁勉约了朋友在上图见面，有的朋友是插队的知青，即农民身份，没有学生证也没有工作证，就被拦在门外。那些朋友感到难以名状的委屈，杨洁勉也深感歉意。

　　1979年，杨洁勉考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为该所首届硕士研究生，单位办公室成了杨洁勉真正意义上的“家”。1981年，他成家后因无婚房仍住单位的集体宿舍。1986年，杨洁勉搬进常德路的石库门“三层阁”里，房间只有约10平方米大，但毕竟是个“家”了。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杨洁勉有时还会陪同外宾参观上图。当时百废待兴，整个社会都涌动着学习的热情，上图南京西路门口，每天早上等候进馆的青年们所组成的长长的队伍，每个阅览室里都坐满着如饥似渴的青年读者，这些都构成那个时代最动人的风景。那里面包含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终身不会忘记。

　　杨洁勉记得，上图搬到淮海中路后门前的标语牌上曾有这样的字样：“读书改变人生。”他记得，在1966年那个秋天的下午，他第一次走进上海图书馆，一个人坐在桌边。灯光并不明亮，周边一片静谧，只有工作人员走动的脚步声远远传来。对他来说，那是一个人生中的决定性瞬间。读书，的的确确改变了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