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书时，将在北美能找到的方志都翻遍了”

　　我最早知道何炳棣这个名字是在“文革”期间。那时，中学教师作为国家干部是可以看《参考消息》的，其中多数内容是外国媒体的报道。频频出现的名字有女作家韩素音，以后增加了记者赵浩生和教授何炳棣。国内的报纸也报道过他回国受到领导人接见的消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一位多次来复旦的台湾旅外地理学者又谈及何炳棣，但我还是不知道何炳棣是何人。

　　初次见面是在何先生的办公室，那是1986年春，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按照电话中的预约，我尽早到达，但在走廊里等候许久还不见动静。我试着叩办公室的门，原来何先生早已在内。他说楼前的停车场太大，如果来晚了，车会停得很远，所以他每次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好不容易有了这次当面求教的机会，在何先生了解我的学历后，我就提出了人口史研究中感到困惑的问题。何先生并未直接回答，却着重谈了如何理解制度的实质，“其他方面，你仔细看我的书就能明白”。“我研究的是明清以降，但制度的原理是相通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就是西洋史与中国史也是相通的。”他告诉我，当年来美国留学，学历史的同学几乎都以中国史为博士论文题目，“连我那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长，写的也是《晋书·食货志》，只有我何某人选了西洋史，而且博士论文是研究英国土地制度史”。他力劝我先学西洋史，在此基础上才能在研究中国史中取得成绩。他表示，如果我有此打算，无论是留在美国或是去欧洲，他都可以提具体建议或给予帮助。虽有些意外，我还是谢绝了何先生的好意，我说我已经41岁了，历史地理还刚入门，外语基础也不够，“如果我年轻10岁，一定按你的指导先学西洋史”。不过何先生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产生了持久影响，此后我虽没有专门学西洋史，但在研究每个问题时，都会注意它与国际上的关系。在未了解世界上相关情况前，绝不轻易作国际比较，在谈中国问题时不轻易涉及其世界性。在写《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时，我专门查了几种世界古代史，将各国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与中国作了比较。在研究中国人口史时，也与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的人口史学家作过交流，查阅了相关论著。

　　第二天下午，何先生又约我去办公室，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解答，他也问了我先师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情况，以及《图集》一些体例。何先生说：“书不是看得越多越好，原始史料的书一本不能缺，后人写的书要选择。”结束后，何先生留我晚餐，由他开车去中国城餐馆。途中我想起包里还有一本带来送给他的书，边说边从包里取书。何先生误以为要送他礼物，立时不悦：“国内来的人就是喜欢搞这一套，我最不欢喜人家送礼。”不等我解释，他将车驶至路边停下，说：“既然这样，今天的饭不吃了，带上你的礼物回去吧！”我赶快将书取出，放到何先生面前，他才转怒为喜，“很好，这本书我要的”。在他经常光顾的中餐馆，何先生点了一道溜鱼片，劝我多吃。“这里的鱼很新鲜，没有刺，但其他餐馆没有这家做得好。”

　　期间他带我参观芝加哥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接待的是马泰来。何先生特别让我看了方志部，他说：“这些年芝大收的方志很多，虽然有些只能靠复印，但在北美大概是最全的，比国内一般机构都收得多。我写书时，将在北美能找到的方志都翻遍了。”

　　临行前一天的晚上，他约我到他府上去。知道我住在艾恺家，他一定要开车来接我。他的寓所是一幢两层小楼，地下室很大，是他的书房。大厅里挂着齐白石、黄宾虹等名家的画，我们在画前留影。何师母得知我来自上海，说：“上海好，他一直说想去上海。”我得知何先生当年有访问中国的计划，就建议他将上海包括在内，到时请他到复旦大学作个报告，他欣然同意，并说：“我还一直没有见过你老师。”我又提出想翻译他的书，在国内出版。他说：“我的书可不好翻，你先试试吧。”我问费正清的序是否照译，还提到春节时在孔飞力家见过费先生。何先生说：“他可是一直对我求全责备的。”“不过他也不得不肯定我的成果，只是在序中写得有点勉强。”他同意我保留这篇序言。我向何先生保证，译稿一定会送他审阅，联系好出版社后一定会征得他同意。何先生从书架上取出他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和《中国会馆史论》送给我，他说：“你可以看看我对张光直的批评。外界对张的评价很高，可能只是对他的考古学。涉及到环境变迁，他的结论是错的，他其他方面的知识有限。而我的论文曾征求过国际顶级生物学家、地学家的意见，他们都给我很高评价。你比较一下，高下立见。”

　　告辞时何先生坚持要送我回去，说那一带晚上不安全。我下车后，何先生还停着车，说要看我进门后才放心离开。前几年与艾恺教授在微博上聊天，他提及往事，戏称“何先生从未光临过寒舍，葛教授好大的面子”。

　　“一个人过于谦虚绝对是虚伪，对有些人就是应该瞧不起”

　　当年8月，我随季龙先师去北京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会议，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那天下午散会早，我们回房间早，忽然何先生出现在门前。原来他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访，正在北京，我们这次会议是由社科院召集的，他得知谭先生在就找来了。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得知他这次来访时间较长，社科院还安排他去昆明和上海，先师再次邀请他访问复旦大学。或许因为是初次见面，或许因为他对先师特别尊重，这次何先生没有月旦人物，也没有骂人。何先生走后，先师说他是南人北相，不仅相貌，各方面都像北方人。

　　回校后，我们以研究所的名义向学校打了报告，报了接待何先生来访的计划。那时外国学者来访不多，一方面外事纪律严，涉及校外的活动都要预先报市外办批准，如去外地活动还得由市外办通报对方外办；另一方面接待隆重，一般都得由校领导出面宴请，招待参观游览。好在何先生名气大，一向被当作“爱国美籍华人”，所以我们报了请他作学术报告，连具体题目都没有，外办并未像通常那样要求报学术报告的内容。

　　10月间，何先生与师母由昆明到上海。到上海的次日我陪他们去无锡游览，因持市外办介绍信预购了软席火车票，由无锡市外办派车接待，午间去外办定点的太湖宾馆用餐，全天活动都很顺利。没有想到在无锡火车站虽持市外办介绍信，却没有买到原定车次的软座票，只能推迟一班。在候车室等待时，何先生很不耐烦，我十分惶恐，师母却说：“不要睬他，他就是这种脾气。”

　　那时复旦还没有专门的学术报告厅，一般就安排在几个大一点的教室。考虑到何先生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借了一个可容纳二百来人的大教室。知道后何先生很不高兴，说：“云南大学是请我在大礼堂作报告的。”我陪何先生进教室时，已经座无虚席，过道与窗边都站着人，历史系、经济系、相关研究所一些知名教授都坐在下面，气氛相当热烈。何先生报告后，多位师生提问，不仅对他的论著熟悉，而且都提出希望他再作阐发的要求。会议结束时，何先生兴致不减，说：“毕竟是复旦大学！”

　　晚年的何先生性情依旧，对多数人他只是在学术、学问上批评，但有时也会涉及人事人品。他在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即尔湾，从何先生自译）分校二次退休后，全力研究思想史。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学问，但没有毕生的积累不行。他发表了一篇从思想史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告诉我：“这可是一篇重要论文，其他人是写不出来的。”我不懂《红楼梦》，知道魏同贤先生是红学专家，就问他是否看过何先生的论文。魏先生说：“果然不同凡响，红学界的人很佩服。”

　　杨振宁先生请他去香港作讲座，他很满意，以后又应邀去清华作讲座。在上海他曾与我谈及香港之行，他说：“现在我与杨振宁越来越有共同语言。一个人过于谦虚绝对是虚伪，对有些人就是应该瞧不起。”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