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凡格因素描画

　　▲《羔羊崇拜·启示录》（木刻）丢勒

　　▲杨好和她的英国教授

　　▲杨好收藏的丢勒木刻原版图

　　第一次见到杨好，是在三里屯外的德国驻华大使馆官邸，杨好从去年开始筹备，在使馆举办德国著名画家丢勒的木刻版画作品展。一共11幅丢勒的木刻版画，全是杨好的个人收藏。

　　看到杨好时，她正站在一幅丢勒的画前和人谈话，一身黑色的洋装，胸前佩戴了一只亮闪闪的圆形胸针，头发束成马尾，简单却时尚得体。她在等待德国大使和围棋国手常昊，因为木刻版画和围棋同样的黑白世界，这一晚杨好为这两种跨越国界的艺术做了专场。

　　后来杨好告诉我，她之前和常昊聊天时，从常昊的言谈话语间她感受到他是一个颇具围棋智慧的人。杨好一直认为艺术同样需要智慧，而不只是审美，她相信这两种不同种类的智慧是能够勾连到一起的。当杨好向常昊提出是否愿意到德国使馆看丢勒画展时，常昊欣然同意，并连说：“丢勒是全人类的遗产。”

　　杨好不是追求热门收藏品的藏者，收藏丢勒，是因为她的专业背景知识，使她拥有精准挑剔的眼光。也因为专业知识的背景，使她的背后集合了一支可以称为专家团队的老师们，他们会给她不同的意见。杨好说：“我们相信没有人是全才，所以我会遵循不同领域专家的意见。”

　　看似不停地转换专业，

　　一切却都是顺理成章

　　第二次见面，在杨好的办公室，建外外交公寓，一套宽敞明亮的房间，房间里四处有序摆放着杨好收藏的画、器具。我们俩都有些迟到，杨好告诉我，昨天工作到凌晨三点，在审校即将出版的杨好自己写的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一书。迟到致使杨好无法带我好好观看她的收藏。面对面坐下，我面前的杨好非常年轻，她出生于1987年，是一好阅读的创始人。

　　1987年出生的杨好在求学过程中换过好几个专业，电影、比较文学、艺术史。本科选择电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剧本写作，之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比较文学，“我自己是有视觉语言梦想的，但是又一直没有放弃人文之间的比较。18岁时我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关于浮士德的论文，把歌德的浮士德和电影的浮士德进行了一个比较，其实也是文学语言和视觉语言的转化。”

　　学习比较文学一年之后未及毕业，杨好又跑去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学习艺术史。这所学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也曾在那儿学习。这么有名的人物，在学校有没有见过面呢？我非常八卦地好奇。“没有见过。”杨好低声笑了一下，“他们比我早好几年毕业。噢，有一年校庆他们回来过，好多人围着。我后来也奇怪我为什么没有挤进去看看呢？可能觉得看一两眼也没什么吧。”

　　看似不停地在转换专业，现在回想起来杨好却觉得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实际上，杨好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先去学习艺术史，最终她也发现，其实她的很多落脚点是能够融会贯通的。

　　在艺术史学科里杨好碰到的是彼得·汉弗利教授，他是当今世界顶级的文艺复兴绘画研究专家，同时还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的文艺复兴顾问，专门研究提香和威尼斯画派。杨好是汉弗利教授退休前带的最后一届硕士研究生，也是唯一一位专注文艺复兴的亚洲学生。“他带完我就退休了，因为我也会德语，所以他把给博士生保留的研究课题给了我，整理英国17世纪大贵族汉密尔顿公爵家族的收藏史。”

　　这个题目实在不容易做，为了这项研究，杨好拜访现在的汉密尔顿老宅，三次去匈牙利，六次去奥地利查阅资料文献，阅读70封17世纪的书信原件。70封17世纪的英语书信手写、老旧，“辨认和知道意思对我来说是双重困难，所以我得反复找彼得老师，一周一次，集中解决问题。”

　　“我问过彼得老师汉密尔顿公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彼得老师说，他是一个为查理一世处理了很多肮脏事情的人。这句话一下就点明了艺术史的本质含义。现在在国内，我做的这些和人文有关的事情，出版也好，展览也好，都是向着这个含义。因为在艺术史里面，要追求真相，而我认为真相非常重要，虽然真相也许同时是幻象。”说到这里杨好直视着我，神情认真中蕴含着笃定的自信，她吸引住了我。

　　“我从英国回来那年发现艺术史其实在国内开始成为热点，国内铺天盖地在卖一本《小顾聊绘画》。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触，现在大家要么把艺术看得太高了，要么把艺术看成了功利的常识，就是为了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哪个时期最有名的是谁，其实这不是艺术史的范围。其实我也觉得讲故事或是碎片化知识并不是错，因为知识存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我觉得读者应该更有判断力，应该知道这不是艺术史存在的唯一方式。”

　　对于这种现象，杨好的判断是，这不是接近真相的一种玩法，“因为艺术史是希望提出更多的可能性，去还原我们永远不知道的历史真相。其实是一个思维锻炼式的学科，而不是一个直接知道答案的学科。所以当我看到大家没有怀疑地去接受所谓艺术史的给予者，而且这个现象也蔓延到院校里，我就觉得实在是人文学科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父亲说，比起文学和诗歌，

　　你更应该注重的是哲学。”

　　杨好成长在一个文艺家庭，父亲是当年颇有名气的朦胧派诗人，曾调任某出版社诗歌组组长。杨好说：“我父亲非常低调，他算得上一部作品成名，现在他仍在继续思考吧。”

　　杨好回想自己的经历更多受到父亲的影响，“他的书架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大概有十几个，书房是家里占地面积最大的一间屋子。我们家的书呈蔓延状态，书房、客厅、卧室，随手就能拿起一本。他的书房领域对我不设防，所以我从小可以随意看他的书。他没有专门给我买过儿童或少儿看的书，所以他看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这可能是让我太早熟的一个原因。他也没给我讲过书，好像他觉得我应该都能看得懂。十来岁时我已经看了不少名著了。”

　　杨好记得，父亲亲自从书架上给她拿下来的书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黑格尔的《大逻辑》《小逻辑》，还有《时间之箭》。“父亲说，比起文学和诗歌，你更应该读哲学。”杨好在大学之前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实际上我父亲对艺术史也很感兴趣，我们家也有一些藏画，吴冠中的什么的，都挂出来。我父亲不太在乎这些，所以家里常挂书画，但我并不知道它们的价值。”

　　杨好的母亲是芭蕾舞专业，热爱音乐，之前自己做一家公司。杨好回国后，和母亲又多了一层同事关系，因为杨好掌舵，将母亲公司的航向对准了出版行业。

　　单单去拿费顿的授权就是一件不

　　容易的事，何况还有苛刻的要求

　　投身出版业的杨好一直在思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和地位在中国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做西方艺术史？“我最初想做一套我们中国人自己挑选出来的西方艺术史的书，所以最开始是想从费顿的书库中去找。”费顿是英国的一家老牌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这样的畅销经典，《艺术的故事》再版了50次，可以说这一本书就立起了费顿的品牌。对于这样一家出版社，单单去拿授权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何况杨好还有苛刻的要求，“我要打碎费顿的原有书系，重新组合出适合中国人阅读的艺术史书目。”这个想法在杨好走进费顿的办公室，和费顿老板以及版权经理谈判时已经非常成熟，就是必须有中国人的审美在其中，不管谈判多么艰难。

　　“费顿他们开始非常犹豫，他们很惊讶，因为首先就觉得作为一个出版机构的掌舵人来说我太年轻了。谈了好几个来回，最终他们认可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以及对图书的品位。实际上他们最担心的是书能不能做好，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品牌。”谈判成功，杨好的“一好阅读”顺利地从费顿书系中拆分出了《时间的回归》这套书，这是关于提香、卡拉瓦乔、安格尔三位艺术大师最完整动人的艺术史。

　　为什么选择提香、卡拉瓦乔、安格尔？杨好回答：“我也在不断地看中国艺术史方面的书，发现大全类的很多，但我觉得少一套关于西方艺术家的真实的传记，这里面不添加奇闻轶事，只还原艺术家的那个时代。提香、卡拉瓦乔和安格尔分别生活在16、17 世纪和19 、20世纪，我希望通过他们还原一些这三个年代。我有意没有做文艺复兴三杰，因为三杰在中国的知名度过高，和梵高一样，成了一个商业品牌。在艺术史中有许多可以和三杰媲美甚至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大师，我希望让大家通过艺术史的角度看到这些大师。”

　　给英国导演汤姆·霍珀当助理，

　　是集中受训的一段时期

　　杨好和费顿出版社谈判的时候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如何有能力不慌乱地坐到谈判桌前，将一应事宜办妥呢？杨好说：“我一直在受到训练啦！”原来，电影学院毕业后杨好到上海电视台实习，恰逢上海国际电影节，杨好被指派做电影节的主席助理。那一年电影节的主席是著名英国导演汤姆·霍珀，他的代表作是《国王的演讲》。汤姆·霍珀没有带私人助理，只带了经纪人，所以杨好在整个电影节期间既充当了组委会助理，也充当了汤姆·霍珀的个人助理。

　　“这段经历是我职业生涯里最集中受训的一个时期。汤姆·霍珀是一个非常要求完美的人，他是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本身不是学电影的，但他应该是电影导演里面最苛刻的一个。”杨好不肯细说汤姆·霍珀导演的苛刻之处，她觉得那是在说人家的不是似的，只说“汤姆的严要求让我受益匪浅”。

　　在帮助汤姆·霍珀导演处理和协调各种复杂事情的同时，年龄小小的杨好进步飞速。“我帮他安排过好几次各方碰头会议及饭局，我们的导演和演员很多都特别想见他，他每次都会问我这些想见他的人在中国是什么样的状态。他非常喜欢聪明人，见过人也会评论人家聪不聪明。他临走时我问他：你为什么每天都对我这么凶呢？他说：我在训练你，因为你又年轻又聪明，所以我得故意为难为难你。”

　　也是因为学习艺术史和做收藏的关系，杨好和英国一些庄园的主人关系也很好，比如英剧《唐顿庄园》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卡纳冯伯爵和夫人。杨好曾经专门去拜访他们，因为他们的城堡里收藏了很多名画。亲眼见到英国的贵族并接触他们的生活，也带给杨好不少感触。

　　“卡纳冯夫人是英文和历史出身，给我的感觉她更像一个企业家。他们也像运营企业一样运营着自己的城堡，因为维护一座城堡需要巨大的开销。我想这大概是现代贵族生活的方式，它少了很多我们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东西，当然他们还是一天要换四五身衣服，以应对不同的活动。但他们其实是很实际地在运营着他们的整个产业，而且他们都是很务实的一些人，因为不务实，城堡是有可能在他们手中失去的。”

　　“我开始对西方贵族的生活方式也是抱有一种东方人的幻想的，就像《唐顿庄园》所表现的。实际上那是被夸张了的四五十年前的英国贵族生活，不是当代的。你去看英国贵族的回忆录或者文献之类就会发现，英国贵族的生活是世俗和高贵卷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也是艺术史的一个特性。所以我最初接触收藏时会去收一些当时生活的物件，比如银制的雪茄盒、歌剧院的望远镜这些东西。”

　　好的艺术史学家一定是有自己的

　　收藏体系的，东西方都是一样

　　通过这些接触，杨好收获了和学习艺术史不一样的一些实在的感受。“收藏上不上手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不光体现在我们比如故宫的文物上，西方的收藏品也一样。每个世纪绘画的介质，帆布、淡彩，这些油画的各个方面没有看过实物很难去下一个关于真相的结论。有时候我们对西方艺术的理解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就是把西方的历史过分浪漫化了。”

　　而杨好做收藏最初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从专业艺术史出发，“研究艺术史必须得有实际的东西，好的艺术史学家一定是有自己的收藏体系的，东西方都是一样。BBC有个节目叫《文明的进程》，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主持，肯尼斯·克拉克爵士。他不仅是艺术史学家，自己也收藏画。他去世后，我在他的收藏回顾展里看到他居然收藏了乔尔乔内的一幅画。哇！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可能比达·芬奇还要罕见。乔尔乔内的画太少了，现今世界上能确定的不超过五张。”杨好不自禁地做了一个惊叹的手势，就像眼前又出现了让她惊叹的乔尔乔内的那幅画作。

　　“所以我也希望能有自己的收藏体系，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收藏体系，才能得到教科书上不能给你的一些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往往能判断出艺术家当时的情境，或者他真正的状态。比如我看丢勒的版画原作，发现他用的纸都非常厚，而且他刻的痕迹都很深，我就想丢勒一定是一个体力很好的人，不然他达不到这样的程度。而我们在艺术史文字中看到的丢勒永远是瘦弱忧郁的。”

　　杨好还收藏着一幅扬·凡格因的素描画。扬·凡格因是17世纪荷兰一位国宝级的风景画家。在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往往展示的是他的风景画，但杨好收藏的是他的一幅素描。“是一幅双人肖像，小小的一幅，后来知道那是扬·凡格因为他朋友的书创作的扉页，画的是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再仔细看，在画的下面扬·凡格因加了一块大理石，而在石头上他又恢复了他擅长的风景画构图，画了一些风景。”这些实物带来的可以真正观察到的东西，往往让杨好觉得非常有意思。

　　说起收藏，杨好显示出专业的见地，她说：“古董是可以捡漏的，比如银器、瓷器，但是艺术史上的大师作品是绝对捡不到的。欧洲的艺术市场非常规范和完善，在那里，大师的画没有任何捡漏的可能性。曾经有人和我说：‘我在欧洲哪个市场看到一张丢勒的版画。’我说你拿来给我看一下。其实那是17世纪的丢勒，而不是丢勒的原作，是老东西，但不是丢勒。”

　　“银器因为需要被擦拭之后才能散发它原有的光彩，所以也有捡漏的可能，但是拥有贵族家徽的银器是不太可能捡漏的。比较容易捡到的是保存完好的餐具之类。我曾经在柏林的古董市场找到了一套原西德的巴伐利亚瓷器，非常精美。”很有趣，杨好同时也拥有一件原东德的瓷器，“东德的瓷器风格偏苏联化，白色的底，蝴蝶的纹路，很像我国那个年代瓷器上的蝴蝶纹样，我们国家那时也受苏联的影响大。西德的瓷器就更接近于英国风格，是传统欧洲的审美风格。”

　　沉浸在杨好描述的收藏氛围中时，一位一好的工作人员带着几位身穿物流搬运工装的师傅走进来。当天是德国使馆官邸丢勒版画展撤展的日子，这几位师傅是把丢勒画作送回家来。“其实我们距离德国大使馆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但是德国使馆非常严格，他们要求丢勒的这些画物流、保险方方面面都要做到。”杨好想明年在更公开的场合再做丢勒的展览，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了解艺术史。明年，“一好阅读”的实体书店也将在国家大剧院开业，那里会有集中的艺术史方面的书籍，还会有文学、音乐、社科的好书进驻。

　　在这篇采访发表之日，恰逢杨好写的《细读文艺复兴》一书出版上市。作为一位年轻的艺术史学者，也作为“一好阅读”的创始人，这本书正是交上了关于大历史视角下透视文艺复兴艺术史和精品出版的双重答卷。这本书也许诚如杨好所说，又是一本她愿望下的、中国学者审视的西方文艺复兴，也是一本摒弃碎片化知识系统下的艺术史。

　　文/本报记者 王勉

　　供图/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