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余华赴日本为小说《兄弟》的日文版做宣传，日本记者采访他时抛出一个疑问：余华说川端康成曾是自己心目中的文学“老师”，但川端康成的小说“那么优美”，而余华小说的语言风格却显得“粗俗”，“川端康成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学生”？

　　余华回答：“当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产生影响的时候，就好比是阳光对树木产生了影响一样。但重要的是，当树木在接受阳光影响的时候，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所以川端康成就教出了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

　　不久前在第十一届澳大利亚文学周的北京交流活动中，余华与英国布克奖获得者、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进行主题为“赋予历史以小说的声音”的对谈。这两位阅读且欣赏对方作品的同时代作家，在对谈中颇有兴致地展开一个独特的话题：影响你成为作家的作家是哪些人？

　　理查德·弗兰纳根说，他眼中比较出色的作家往往都不是英语写作的作家，“他所描写的世界和我想描写的世界是不一样的”。理查德·弗兰纳根觉得每一个作家都会经历一个过程——试图探索怎样真正呈现他们的心声，“我手写我心”。

　　对于余华而言，他在早先时期的文学探索之旅，主要“请教”过三位写作老师。

　　影响余华写作的“第一位老师”，是川端康成。余华在20岁那年读到《伊豆的舞女》。“可能我那时候很年轻，所以多愁善感，以后就迷上了川端康成，一直在读他的小说。”这一过程长达四五年时间。余华从中最重要的收获，是训练了如何描写细部，因为细部能传达出小说具有生命力的那些东西。

　　后来，余华发现年轻时长期学习一个作家，到最后这位“老师”已经不是翅膀，而是枷锁，把他自身创作的手脚捆住，感觉自己的小说“越写越差”。余华说，他运气非常好，“当我在川端康成的陷阱里面大喊救命的时候，卡夫卡从旁边经过，一把把我拉了出去，那是我第二个老师”。余华最先读到的卡夫卡作品，不是最著名的《变形记》，而是《乡村医生》。“我读完以后就傻了，那里边的一匹马想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那么的自由，所以我就知道如何该写作了”。自此之后，余华的笔越写越自由。

　　余华的“第三位老师”，是威廉·福克纳。如何实现“心理描写”，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困扰着余华，甚至阻挡了他写作前进的脚步，后来余华读到了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

　　余华发现威廉·福克纳进行“心理描写”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需要心理描写的时候，让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他的眼睛睁开，将用杀人者麻木的眼光所看到的事物罗列出来以后，我发现这就把杀人者那种内心的状态非常准确地表现出来。”

　　为了揣摩威廉·福克纳这种“心理描写”的妙处，余华还专门去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面有一段叙述，是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那个老太太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好几页，我认真去读，没有一句心理描写，全是动作……拉斯柯尔尼科夫刚刚躺下了，突然想这衣服上是不是还有一滴血迹？忽然跳起来，感到紧张、惊恐、不安。”

　　余华说，是威廉·福克纳教会他如何“对付”心理描写。“‘心理描写’这个词是不存在的，是不写那些小说的文学教授虚构出来的，然后来吓唬那些写小说的人，所以威廉·福克纳给我的帮助就在这里。”

　　作家影响作家，如同阳光影响树木，但树木终究需要独立成长，形成属于自己的生命力，以及新的影响力。

　　在分享会上，余华还特别谈到作家的灵感究竟从何而来。“灵感不是你等待来的，灵感像拳击比赛一样的，它想打倒你，你想打倒它，最后你把它打败，灵感才会来。”

　　余华感慨，如果一个人想要从事写作，那唯一的路径是，每天枯坐在书桌前，耐心坚持三到四个小时，哪怕今天写下的都是废话。“只要你坐一年下来，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