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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和我有个约定

2018-03-30 13:29:19

  钟扬走了,然而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

  和钟扬的相识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初中时我们一个年级,上高中后成为同班同学,甚至还有半年是同桌。他外向,我内向,总是他说,我听。1979年我俩一同从高一参加高考,他考进了中科大少年班,可惜,是他不喜欢的无线电专业,而我读的弹道学专业,也不是自己想上的。我俩都很沮丧,一直通信,常常一写就是十来张信纸,谈观察、思考和感受,谈论形而上的主题,聊各自的哲学思考,在现在不少人看来,或许算是老派的知识分子作风了。有时,他会到我的大学来,我们能在操场上走上四五个小时谈人生。年轻的钟扬是有股子傲气的,总是竭尽全力应对最大挑战,正如后来的几十年,他总是到处搜集种子。

  钟扬从小就憋着一股劲儿,可以为一个目标付出超出常人百倍的努力。他父亲原是教师,却因只会讲方言而不得已放弃了这个职业。钟扬从小就发誓,一定要把普通话讲好,当个好老师。大学时,一次他到我学校来,告诉我现在经常对着镜子练说话,目的是为当老师做准备,调整自己的神态、语气、风格。我那个宿舍当时有15个人,他一来,常常能把大家的思想搅动,他一个人跟15个人辩论,舌战群雄,大家都辩不过他。他成为学者后,演讲也总是引人入胜。有一次,我邀他来我所在的南京理工大学演讲,讲完,当场就有3个学生表态要从工科转学生物。之所以产生如此神奇的“魔力”,是因为钟扬的演讲并非简单地传递知识,而是将知识转化、蜕变成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他的学生们也说,钟教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宏观理解和哲学思考,并且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研究领域,这就是他生前常说的“思考的层次”。他把教师能不能真正影响学生,视为教师生涯的生命,哪怕是饱学之士,若不能给学生的心灵带去什么,也会被他视为不合格。而钟扬的言之凿凿,也来自他30多年来的日常功课——每次演讲前,他都会“对着镜子演练9遍”(钟扬语)。

  钟扬是理想主义者,一向乐观,会竭尽全力寻找应对问题的方法。正如对待全球暖化问题,他认为人类总能找到办法,所以,他到处搜集种子。他在拉萨有搜集西藏种子的基地,四五间平房,那里有许多稀有的种子。当时他还提到了格陵兰大学,我听出他很高兴刚被聘为那所学校的教授,因为“那里的冰川,是观察全球暖化的最佳地点”。在他看来,随着暖化的加剧,即将消失的西藏稀有植物实在多矣,他把搜集西藏种子的工作,视为抢救。

  在西藏的这些年,他的外貌有了很大改变,以前他是高瘦、帅气的,后来却胖了起来。我和他共进过一次早餐,那顿他吃了7个包子、3碗粥、4碟小菜。他说,在西藏习惯了,一顿饭必须吃很多,寻找植物种子的登山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需要储备足够的体力。长时间下来,胃已经被撑大了。然而,他对这些满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采集到更多的植物种子。

  在登山界,登山有两种方式:金字塔形兵站式登山和阿尔卑斯式登山。金字塔形兵站式登山,领队就是保姆,车辆、线路、吃、住等都由领队考虑,登山者只管走,背不动会有背夫帮忙背,还有人事先架好绳索。而阿尔卑斯式登山的精髓是:独立自主,不依赖他人,不靠外界的补给,完全靠登山者自身的力量去攀登,所有东西必须自己背。而对植物学家来说,也有两种途径来研究课题,一种是利用各地标本馆已有的标本和种子库储存的样本,或是将采集任务交给一些服务于科研单位的采集力量;另一种是亲自采集,全程自行把控。无论登山还是研究种子,钟扬都是后者的践行者。两年前,钟扬和我聊起著名的攀山专家乔·辛普森,他说那是他的偶像。他很严肃地说:“过去,我们对登山、对科学研究,都会赋予其一种所谓成功的意义——登山一定要成功,科学研究攻关一定要成功。这是一种比较糟糕的观念。登山,有时候失败比成功更有价值,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科学研究也如此,你做了很多次攻关都成功不了,但这种精神能够感染年轻人,从而让精神代代相传。”对失败,钟扬有更为成熟的心态,他说,在西藏寻找种子就必须能够忍受各种失败,无论是体能上还是心态上。

  他曾跟我商量,能否拍一部电影,通过一个植物学家去西藏寻找雪莲的故事,把登山和植物研究结合起来,然后通过这种结合体现我们想传达的精神。我很快就把梗概写好了,打算先写出小说,在此基础上再找人写剧本、拍电影。钟扬很支持这件事,希望自己成为电影原型,还给电影取名《失败者》。为了小说,我和钟扬聊过很多次,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在西藏寻找植物种子的过程。有一次谈到青稞,他说已搜集到了十多种青稞种子,一旦平原地区暖化受灾,无法种植粮食,西藏就可以大规模种植青稞。他曾三番五次劝我自己去西藏看看,但因我有严重的高原反应而使计划搁浅。经不住他劝,我本决定去年9月出发,谁能想到,终究未能成行。最后一次和钟扬用微信联系是在9月24日晚,他询问我去西藏的行程,我说准备9月29日飞去西藏,他回复:“好的。我来安排。”谁能想到,就在第二天,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车祸,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些年来,他还致力于做科普,比如抽空为上海科技馆撰写中英文解说词,这于他个人学术并无用处,但他愿意为孩子们做各种劳神的事。他为什么要去做科普?他曾说:“有很多事情自己是做不完的,需要有后来人不断加入到队伍中来,我多做一份,就能影响到更多的人。”为什么要自己去高原搜集种子?他说:“全球变暖后的问题需要提早考虑。”在他看来,在西藏搜集的4000万颗种子,是他为保障人类未来的生活作出的努力之一。有人说他“有点傻气”,但实际上,他是看得更为长远,他是大智若愚。

  钟扬本质上是普通人——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喜欢把路上的所见所闻编成搞笑的段子讲给别人听,喜欢品尝各类新奇美食,喜欢研究各国酒文化;他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有自己的“私心”,为孩子的成绩担忧,权衡去西部的好处和坏处……但钟扬最为可贵的一点是,他想得会多一点——他想到的不仅是自己,还有社会、国家,甚至是全人类。

  他曾说,一个人单干的代价很大,人们若能多做些利他的事,彼此跨界分享,可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于是,他跨界去做很多事,也发动其他行业的人携手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我也算得上是他跨界的朋友,所以拍摄那部电影的约定,我无论如何也要完成。

  我一定会去西藏的。

  (作者:黄梵,系诗人、小说家)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尹文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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