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记录”的作用和意义还不止于此，宿白先生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是可以根据正规记录，在石窟“破坏了的时候，能够进行复原。这一点对石窟遗迹来讲，尤其重要”，“从逐渐损坏到全部塌毁，要知道他的原来面目，就需要依靠全面详细的记录”。他在《敦煌七讲》中提出了要求，建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写多卷本记录性的全面、系统、准确、科学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并把它提到了议事日程。

　　由于考古课程需要给学生提供考古实物的图像资料，备课时，宿白先生亲自在讲义上画图，讲课时也当场在黑板上画图。无论是古建筑结构，还是天王、力士塑像，他都能画得惟妙惟肖，令学生们赞叹不已。

　　1988年，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先生去参加活动。他发现，西藏很多寺庙在“文革”期间损毁严重，于是回来后，就开始整理当年的材料，亲手绘制了其中好多幅插图，给未来的复原工作提供了可参考的图像。

　　樊锦诗告诉我，宿白先生有很好的绘画功底，他曾师从画家叶浅予学习素描。绘图，对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而言，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所以，宿白先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在考古现场绘图记录遗迹遗物的能力。

　　樊锦诗说，这就是宿白先生的为学。老师教会了她对待考古工作的严谨，然而她一直愧对先生的是，莫高窟的石窟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做出来。

　　当年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宿白先生给予樊锦诗的厚望就是做好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可“文革”一来，什么都放下了，任何建树都没有。

　　“文革”之后，樊锦诗又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日常事务占据了她的大量时间。考古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得力的团队，而当时研究所人员匮乏，根本不具备做石窟考古报告的条件。

　　但这些只是客观原因，樊锦诗说，最核心的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她还没有真正想明白这个报告该怎么做。虽然已经毕业多年，但是她仍觉得没有把宿白先生的学问学透。尽管困难重重，但樊锦诗深知，这项工作迟早都要做，而且必须完成，还要完成得好，经得起时间检验。

　　后来，在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编写过程中，樊锦诗不时地向远在北大的宿白先生请教。可是，无论樊锦诗怎么做，宿白先生就是不认可，这个不对要重做，那个也不对也要重做，总是提出异议。

　　当时的樊锦诗近乎绝望。特别是宿白先生对她采用小平板和手工测绘的测绘图不满意，对她改为采用先进的测量仪器测量也存有疑问。

　　樊锦诗认为，对于今天的考古专业而言，学生搞野外调查和发掘清理，老师教学生用小平板做考古测量测绘，是让他们体会掌握考古测绘的基本方法，这完全可行，而且有些遗址用小平板做考古测绘，也能解决问题。但小平板和手工测绘方法做莫高窟洞窟考古报告却是有困难的。因为莫高窟洞窟建筑结构极不规整，窟内空间不方正，壁面与壁面的连接处是不规则的曲线；壁面也不平整，呈波浪形；塑像和壁画造型较为复杂，每尊塑像都要测绘正视图、左右侧视图、后视图、俯视图，而且多尊塑像又不在同一方位。如果采用小平板和手工测绘，图形和数据都不准确。

　　经过充分的切磋、磨合，樊锦诗与考古测绘专业人员、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密切合作，反复试验，改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结合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技术和计算机软件辅助绘图方法进行测绘，终于使考古报告的所有测绘图和数据达到了准确要求。樊锦诗将此次测绘方法的改变，专门向宿白先生做了说明，得到了他的认可。

　　与此同时，樊锦诗的团队也对考古报告的全部文字和图版照相，做了大量修改。总之，樊锦诗严格遵照宿白先生《敦煌七讲》的“正规记录”方法，最终完成了记录性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报告正式出版之前，樊锦诗把稿子拿给宿先生看了好几遍，最后，他终于说了一句：“嗯，可以出版了。”

　　此时的宿白先生已经年近九十。

　　四问四答

　　如今，樊锦诗正带领她的团队做第二卷考古报告。此卷涉及的洞窟结构复杂，塑像和壁画数量多，研究难度大，工作量远远大于出版的第一卷。然而她却说：“再难，我们也要坚持做下去，把报告做出来。”

　　樊锦诗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考古报告是一个庞大、艰巨、持续的工程。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再做两本。多卷本莫高窟的考古报告，是我几辈子都做不完的。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已出版的第一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见批评的声音，算是给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档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准确资料。这个报告的准确性，如果我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那是一定不能公之于众的。这也是宿白先生对我的要求，先生教会我的就是严谨。”她还对我说：“我真的感到很内疚！考古报告拿出来得太晚了，心中一直很不安。”

　　1981年，宿白先生到敦煌讲学，顺便去看望樊锦诗。到了宿舍，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些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材料和文件，就问樊锦诗：“你弄这个干什么？”樊锦诗说，这些是洞窟保护的材料。

　　宿白先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保护吗？”

　　樊锦诗说：“不懂。”

　　宿先生说：“你不懂你怎么管？”

　　其实，樊锦诗非常明白老师的意思，就是让她好好做学问，做自己的石窟考古，不能把大量时间耗费在与学术无关的事情上。此时的樊锦诗有苦说不出，因为所里给她的分工是负责主管石窟的保护。

　　但是，樊锦诗心中非常明白导师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她做好石窟考古，让自己不能忘了来敦煌的使命。她暗下决心，绝不能辜负宿白先生对自己的殷切期望，再忙也一定要做石窟考古。

　　2000年前后，当宿白先生看到樊锦诗送来的莫高窟考古报告的草稿之后，直截了当地问她：“你怎么现在才想起写考古报告了？你是为了树碑立传吧？”这就是宿白先生的风格，他对自己，对学生严格了一辈子，他从来不表扬学生，永远都是“敲打”。他可以对不认识的人非常客气，但一旦发现自己学生有问题，就会直接“收拾他们”。

　　其实，宿白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樊锦诗啊，你终于要回到正题了。因为，当年他把樊锦诗等人送到敦煌时，就对他们寄予厚望。樊锦诗听了老师的话，哭笑不得，内心实有委屈，却也只能说：“宿先生，我拿这个考古报告怎么树碑呢？”

　　宿白先生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从电视里常看到有媒体采访报道樊锦诗。先生的本意是提醒樊锦诗，不要老在电视里晃来晃去，要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过了一阵儿，宿白先生又问樊锦诗：“你是不是为了树立政绩？”

　　樊锦诗笑着回答：“我要是为政绩的话，反反复复地修改考古报告，就不知道把多少当官的机会丢掉了。”

　　宿白先生不语。

　　又过了一阵儿，宿白先生三问樊锦诗：“你是不是为了还债？”

　　还债！这句话撞击着樊锦诗的心，就是还债，确实是还债。这一次她不语，只是点头。樊锦诗暗自心想，是啊！这一辈子到敦煌来干什么来了？不完成考古报告这件事，就白来了。

　　这个债，在樊锦诗看来，一辈子也还不完，就是把院长当得再好也没用。

　　宿白先生随即又慢悠悠地问：“你还继续做考古报告吗？”

　　樊锦诗也慢悠悠地回答：“继续做，问题是考古报告不好做啊。聪明人、能干人都不爱做这件事，那么只有我这样的笨人来做吧。”

　　宿白先生和樊锦诗师徒之间的“四问四答”，令我突然想到了古代的禅师和弟子之间的交流。法择师，师择人，反过来弟子也要选择师父。选择得当，方能师资道合。宿白先生和樊锦诗的师生关系正是到达了这种师资道合的境界。历史上，只有那些具备真正的智慧、觉悟和见地的人，只有那些无私忘我、持有正念的人，才可能行正确的教授方法。

　　宿白先生如此这般严谨和严格，时常“敲打”和“棒喝”，现在是很难见到了，现在的大学生普遍比较脆弱。樊锦诗说，那是他们现在还体会不到什么是上大学，做学问需要什么样的导师。

　　我想，宿白先生之所以对学术如此看重，缘于北大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氛围。历史上，北大的大学者全都把学术研究看作是自己精神的依托，生命的核心，把做学问看成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宿白先生的为人和为学，不知不觉也影响到了樊锦诗。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博士上门请教。樊锦诗说：“你既然叫我老师，我就有责任提醒你几个事。不要以为博士就怎么样，你不过刚刚开始，你写的那个博士论文还有问题。听说要给你评优秀，我说你的论文如果评为优秀，就是把你给害了。”

　　“棒喝”有时可让学生驱散妄念，让学生歇下狂心，正是宿白先生的“棒喝”，教会并成就了樊锦诗一辈子的守一不移。

　　（作者：顾春芳，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影视与戏剧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曹雪芹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高雅艺术进校园特聘专家。著有《意象生成》《戏剧学导论》《她的舞台——中国戏剧女导演创作研究》《戏剧交响——演剧艺术撷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