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敲打”和“棒喝”

樊锦诗与宿白的师生情缘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宿白先生（右二）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前留影。资料图片

　　【述往】

　　编者按

　　20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6岁。宿白是中国考古界的泰斗，更是一位考古学教育家，当今这一领域诸多“主心骨”级人物均出自其门下。樊锦诗正是其中之一，作为授业恩师，宿白先生治学的严谨和严格对她影响极大，而时常遭到的“敲打”和“棒喝”更是让她铭记终生。正是得益于先生如此的言传身教，樊锦诗才一辈子守一不移，终成名家。

　　1962年，是樊锦诗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年。按照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惯例，学生可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若干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当时不少同学都想选择敦煌，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那里是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的典型。敦煌同样是樊锦诗内心格外向往之地，如果能趁毕业实习之机去看看，也正好了却了她的一桩心愿。

　　1962年，也是敦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正是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批示，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1962年至1966年大规模的加固工程，需要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可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没有专业的考古人员。于是，常书鸿向正在敦煌的宿白先生求援，希望能将4名在此实习的学生，毕业后分配留到这里。

　　于是1962年，宿白先生挑选了4名学生去敦煌实习，他们是樊锦诗、马世长、段鹏琦和谢德根。后来，只有樊锦诗一人留了下来。

　　石窟考古

　　宿白先生是樊锦诗的授业老师，对她的人生影响极大。不过有一个问题，很长时间我都无法理解，那就是像樊锦诗这样功成名就的学者，为什么一直认为自己愧对老师，并且这种惭愧和内疚是发自内心的，是刻骨铭心的？为什么宿白先生对已经六七十岁的樊锦诗依然可以直截了当地“敲打”和“棒喝”？而樊锦诗却对宿白先生始终保持着终生的敬畏和尊崇。

　　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考古专业，云集了一批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其中吕遵谔教“旧石器时代考古”，严文明教“新石器时代考古”，邹衡教“商周考古”，苏秉琦教“战国秦汉时代考古”，宿白教“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樊锦诗最喜欢“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这段，所以宿白先生的课她格外感兴趣。

　　宿白先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成就者，在历史时期的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手工业遗存考古、古代建筑、版本目录和中外交流等多个领域，均有开创或拓展，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方面，宿白先生身体力行，长期坚持对全国各地的石窟寺作全面系统的实地勘测和记录，特别着力于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考古。樊锦诗说，她在敦煌实习期间，曾亲眼看见宿白先生逐个考察莫高窟洞窟的景象。另一方面，宿白先生还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按照考古学的规范方法，选择典型洞窟指导学生进行正规的实测和记录。

　　在敦煌实习期间，樊锦诗还聆听过宿白先生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讲授《敦煌七讲》（未刊）的专题讲座。樊锦诗告诉我，正是在这次系列讲座中，宿白先生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从理论到方法，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

　　《敦煌七讲》是宿白先生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和思考研究后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他的创见，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内外学者都用美术史的方法调查研究石窟佛教遗迹的状况，为我国建立了用科学的考古学的方法调查记录和研究石窟寺佛教遗迹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对于全国石窟寺的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

　　宿白先生的历史文献功夫有口皆碑，这与他转益多师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他大学毕业之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段时间他到文史哲各系听课，历史系冯承钧先生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中文系孙作云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容庚先生的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哲学系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的课程，他都一一听过。

　　此外，宿白先生自己还兼学版本目录，因而在古籍版本目录方面也造诣极深。1947年，他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的国子监抄《永乐大典》天字韵所收《析津志》八卷中，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碑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重要文献。他所撰写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年撰写，1956年发表），是研究云冈石窟历史的力作，也是他本人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宿白先生转向考古之后，特别重视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的结合研究。他认为，考古学不能离开田野考古，田野考古是考古生命力之所在，历史时期考古不同于史前考古，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都伴随着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因此研究考古出土资料，也包括石窟寺遗迹的各种社会历史问题，离不开历史文献的引用。

　　在宿白先生看来，从事历史考古研究的人，不仅要研究考古材料，还应精通历史文献。为此，他专门为从事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研究生开设了《汉文佛籍目录》（已出版），要求他们学习掌握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以及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等知识。

　　樊锦诗说，宿白先生在讲《敦煌七讲》时，不仅讲了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还讲授了敦煌二千年的历史，敦煌石窟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石窟寺研究必须准备的“历史知识”“艺术史知识”“佛教著述和敦煌遗书的知识”“石窟寺研究成果的知识”等，这对她日后从事敦煌石窟考古产生了重要影响。

　　佛教考古涉及的研究面很广，包括断代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佛教史研究、艺术史研究，或综合研究，或各种专题研究等。宿白先生认为，在做考古研究之前，必须先做好两项基础研究，即“分期断代”和“考古报告”，否则是无法开展深入研究的。

　　正规记录

　　“考古”一词，汉语早已有之，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就曾著《考古图》（1092年）一书，但当时所谓的“考古”，仅限于对一些传世青铜器和石刻古物的搜集与整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古器物学”虽接近于近代考古学，但其含义同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相比，还不能算一回事。

　　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田野调查和发掘。而考古报告简单说，就是对于田野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和遗物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记录。科学的田野考古和考古报告的出现，才使考古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成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遗迹和遗物均具有不可再生性，它们历经久远，因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作用，几乎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病害，处于逐渐退化的状态，科学的保护纵然能延长寿命，却很难阻挡其逐渐退化。当然，具有全球性价值的敦煌石窟也不例外。

　　宿白先生讲《敦煌七讲》，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敦煌石窟“正规记录”的方法，内容包括洞窟内外的结构、塑像和壁画的各种遗迹的测绘，尺寸登记表、照相草图和登记工作，墨拓工作，文字卡片记录和简单小结卡片等。他认为，正规的石窟记录“即是考古学的全面记录”，“就是石窟的科学档案。也就是对石窟全面了解的材料。”只有这样，才可以永久保存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科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