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企业文化”的用法已非常普遍,《人民日报》在今年7月24日头版头条评论员文章《重视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也对此作了肯定。我们也非常欢迎您把两封信中讲的意见写成文章,就“企业文明”问题进行详细阐发。通过研讨,可以把一些概念搞得更准确、更科学。这对读者也会有很大启发意义。如以为可行,盼您赐稿。大作可直接寄《求是》杂志文教部。
当时我想,钱老看到这封复信肯定不会满意。不过,此后再未见到他有新的表示,我曾为此颇为不安。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钱老关于“企业文明”的见解是有深意的。试想,文化和文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明应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精神成果。在我国,文明则主要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既然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指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精神。同理,社区文化、校园文化等等,也是如此。只是由于人们“先入为主”和“约定俗成”的缘故,钱老的上述见解未能被采用和推广。
唯象科学
“其实人对客观的认识是个无穷的过程”
众所周知,钱老知识渊博,研究领域广泛,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他从科研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更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举凡科学、技术、工程直到哲学的不同层次,在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层次的研究中,包括对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相互交叉、结合与融合的综合集成研究,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在颇具争议的诸如人体科学、气功、特异功能等领域,他也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自己的创见,予以阐发和预测,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我在《论科学与封建迷信》一文中,曾把钱老对人体科学、气功等研究所持的态度归纳为四个要点:应当提倡用科学的、严格的方法对气功等现象进行探讨和研究;气功不是万能的;在没有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予以证实的情况下,不对气功等现象随意加以解释;至于少数人借气功等名义行骗钱之实,或搞封建迷信活动,应予坚决反对。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这里仅以他对“唯象科学”的研究为例,加以说明。
1990年4月28日,钱老给我寄来一封两页纸的长信,简要论述了他对“唯象科学”的独特见解,读来受益匪浅:
4月12日信及《内部文稿》1990年7期都收到。
广东省管理工程科学研究所刘成基同志认为“唯象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对也不对。如果只停留在知其当然,而不去深入下去找出其所以然,当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但对客观现象,不先经过整理,去伪存真,找出脉络,形成唯象理论(即唯象科学),那么下一步要出知其所以然(的)理性科学也做不到。人认识客观是有阶段性的——由感性到理性嘛!这不是什么经验主义。
其实人对客观的认识是个无穷的过程,以前只认识到原子,以为这就到了头;但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唯象科学”,还要深入下去,找去(出)原子的结构,到了基本粒子了;可是现在物理学又要追问基本粒子的结构。一层一层地深入下去,每上一层次的科学就是更深一层的“唯象科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
刘成基的研究所搞气功学,我看还没有从复杂的现象整理去(出)头绪,就要用脑科学去解决气功的所以然。这是违背了上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而且现代脑科学也解决不了思维的问题,这是今天大家公认的;不然还有什么智能机的难题?
从刘成基同志讲“脑运动功”的情况看,他们研究所的成果也实际是唯象气功学,并说不上什么用脑科学去解决气功的所以然。局限性很严重。
信中提到的刘成基同志,当时是广东省管理工程科学研究所所长。1990年4月,他给天津市《科学学与科技管理》杂志投稿,题为《“唯象科学”是科学吗?——与一些老科学家商榷》。文章认为,“唯象科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符合的;现代科学研究走“唯象”(也即唯经验)的路子,很容易走上歧途;希望提倡“唯象科学”的老科学家们公开纠正。该杂志社编辑室编辑感觉处理此稿有难度,便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刘成基的来稿,给钱老寄去。
时隔不久,钱老秘书涂元季先生受钱老委托,给我寄来一信,告诉我钱老已就刘成基文给我复信(即上信),同时转交给我《科学学与科技管理》杂志社给钱老的信及刘成基的稿件,嘱由我处理。
为了妥善处理此事,我反复研读钱老的信及刘文,感觉钱老在信中简明而深刻地论述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科学观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值得重视。这实际上已经对刘文做了客观的评论和答复,已无须由我另作处理。于是,我试探提出,可否以钱老给《内部文稿》(《求是》杂志社主管主办,今《红旗文稿》的前身)编辑部一封信的方式,全文发表钱老给我的上述长信,以飨读者,兼及答复天津那家杂志与刘文。
很快,钱老表示同意。我即刻把钱老这封信交给当时主持《内部文稿》编辑部工作的陈荻同志。《内部文稿》杂志1990年第12期以《钱学森同志给本刊的一封信》为题,全文发表了此信。上述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杨如鹏
作者简介: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在《红旗》《求是》杂志编辑部工作。编审,原科教编辑部主任、正局级调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为求是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著有《报告文学纵横谈》《中国报告文学论》(共上、下集)《北京史研究丛谈》《北大红楼守望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