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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儿子和母亲相继去世，周大新既感受到生命的无情，这些生命中特殊的经历，也使他的作品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不是切身经历，感受不是特别真切，难免写得轻，没有重量，只是在编故事上用力，很多东西没上升到哲学层面。自己经历到的事情，才有真正深刻的体验，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周大新说，天黑之前，人生最后一段路途的光线会逐渐变暗且越来越暗，自然增加了难走的程度。这就需要一束束光照亮，这种爱之光的光源无外乎三类，一是他人，包括老人的亲人；一是社会，包括政府和慈善组织；还有就是老人自己，每个老人经过一生的历练，在心底都积聚或多或少的爱意。三处源头释放的爱意交汇后，发出一种华彩之光，为人生最后一段路途铺上温暖的底色。这或许能帮助老人们顺利走到生命的终点，再换乘另外的交通工具，无憾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天黑得很慢》对这种华彩之光有描述，比如陪护员钟笑漾对孤居老人萧成杉的自愿陪护，萧成杉对钟笑漾父爱般的关心，曾经感动了握笔的我，但愿也能感动我的读者们，给迈向老龄化社会的老人心里送去一点暖意。”

　　尽管写了40多年，写作经验和技巧都相对成熟，每一部作品的展开，对周大新来说依然是个痛苦的过程。用什么样的叙述视角、叙事节奏、叙述样式，他要求必须和自己以往的作品不同也和别人不同。而一旦确定叙述节奏，还要不断试验。《天黑得很慢》几次开头都放弃了，直到他找到最适合的表达方式。周大新的做法是选取最熟悉的，最好是有过体验的、令自己心生感动的街景，将其移放在脑子里，掺入生活历练，泼上感情之浆，任其发酵和变化，最后变成一团朦朦胧胧的既似现实街景又像海市蜃楼的图画。之后，再努力用笔将其画在纸上。

　　“我拒绝听候消息灵通人士的指引，把街头新闻移植到小说里。那不符合我的创作习惯。之所以写《天黑得很慢》，是因为这种生活我已开始亲身体验，它令我心酸心疼，不写出来身心都不安宁。”周大新说，每个老人最终要遇到的痛苦，他在写作过程中曾犹豫了很久。写，就会触犯众多老人的禁忌，让大家难堪；不写，又觉得不真实不真切。最后，我还是决定写，把老人萧成杉遭遇困境的画面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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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评论家陈骏涛的话说，周大新是一位“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作家。虽然同在中外经典名著中借鉴，但周大新的写法相对保守。对于那些可能是翻译家润色之后的作品，他始终有一种“防备心理”。“因为你写的是中国题材、中国人物、中国故事，就得从中国的传统中汲取，再和现代的语言交集、交汇。”周大新吸取的是西方文学中对人生，对生命、对人性、对社会的观察，观察的角度和态度，表现社会生活、表现人性的手法。他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安魂》《曲终人在》还是《天黑得很慢》，周大新的作品中，总流淌着一种淡淡的悲凉和忧伤的情绪。这和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关。

　　“生命这个过程对人来说是个悲剧，所以我的作品很多是悲剧结尾：那么辛苦地长大、学习、劳动，最后是衰老、死亡——我连我爷爷的名字都不知道，曾祖父、曾高祖埋在哪里都不知道。连最亲的后代都不记得，他们活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经常追问自己，总觉得有种荒诞感。”周大新觉得，从乌有中来到乌有中去。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他经常追问活着的意义，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写作给已老和将老的人带来一点帮助，给终将变老的人一点提醒。

　　周大新的作品中很多人物，如《曲终人在》中的省长欧阳万彤，《天黑得很慢》中的笑漾，都几乎是完美的。周大新不否认自己的一种理想主义情结。他说：“我相信生活中肯定有这样美好的人物。没有我就创造，我确实有理想主义情结，生活中恶的事已经够多了，我想给人们描绘一个美好的画面。”

　　这种价值观，周大新说是受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他主张要爱一切人。世界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哪怕是坏人，观察他的全部人生，也有怜悯的必要。怜悯也是一种爱。爱和被爱才是我们人活着应该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