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这个时期也是左翼戏剧活跃的时期。二战后，残暴的越战又一次让很多人对人类的理性产生了深刻怀疑。各种有残酷、无戏剧的一次性“表现艺术”（又译“行为艺术”）冒了出来，把当年希腊悲剧家意在“以毒攻毒”的残酷情节变成了赤裸裸的“为毒而毒”，甚至当场表演自残、自宫、自杀。后来，又有人炒出个新名词“直面戏剧”。其实，希腊人的残酷编剧早就臻于极致，谁也难以超越，只有“残酷导演”还在拼命博眼球。

　　中国人对这样的残酷剧情一向敬而远之。按照传统的审美标准，戏曲的佼佼者并非血流漂杵的悲剧，而是相对轻松的《西厢记》《牡丹亭》。梁祝的悲剧结尾不可避免，但一定要用化蝶化出正面情感来；老生本来适合演悲剧，但《四郎探母》竟把一个似乎绝无可能化解的家族、民族矛盾演绎得既催人泪下，又皆大欢喜。

　　中国第一部自觉学习西方模式且学得最像的悲剧是《雷雨》，8个人死了3个（意外触电和自杀，都不是希腊悲剧中充斥的故意他杀）。曹禺自我点评说“太像戏”，写完又想个办法，“用‘序幕’和‘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时间上非常辽远的处所。因为事理变动太吓人……我乃蒙上一层纱”。这一比喻和设计妙极了，显出曹禺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体认。

　　比起独创“残酷话剧”的欧洲人，中国人向来不喜欢太吓人的戏剧冲突。但没有冲突又很难吸引观众，于是就给冲突“蒙上一层纱”。戏曲舞台上所有可能太吓人的冲突都包着几层纱，“六月雪”和“化蝶”是情节的纱；而最关键的纱则是音乐舞蹈，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戏曲之纱融进了本体之中。

　　戏曲骨子里是以和为本的“乐”，而不是以“斗”为内核的“戏”

　　话剧诞生于古希腊，那里的独特社会制度是在广场上斗嘴——民主辩论。以对话斗嘴为主的话剧历经2000多年，一直是独一无二的欧洲特产。

　　中国最初的表演艺术只有服务于礼的乐舞，有点像柏拉图想象的“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不会有太吓人的戏剧冲突。后来有了演故事的戏曲，比单纯的歌舞更吸引人，很快就火了起来。

　　对统治者来说，展现冲突的戏剧隐含着引发观剧群体闹事的危险。中西历史上都贯穿演戏和禁戏的矛盾：莎士比亚去世没多久，清教徒全面禁戏，关闭剧场20年；中国的禁戏倒是针对具体的剧目，没有在全国真正禁过戏曲。

　　本来只要和谐乐舞的儒家看到舞台上的斗嘴吵架，却未像英国清教徒那样彻底禁绝戏剧，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戏曲不是话剧，而是戏“曲”，骨子里还是以和为本的“乐”，而不是以“斗”为内核的“戏”。戏曲的戏包着音乐舞蹈这层穿透力极强的纱，甚至可以把所包的内核化为无形，使情节冲突不会显得过于吓人。

　　京剧以前一直是听的艺术，内行叫“听戏”，只有看热闹的外行才说“看戏”。艺术院校教话剧和戏曲必须分开，就像话剧不能跟音乐一起教一样。“音乐学院”的英文意思就是“保守”的艺术，学生必须按练习曲反复模仿。戏曲教学和音乐的练习曲模式一样，必须根据多年积累、按难度编就的段子，循序渐进地模仿范本，逐渐提高。

　　既然戏、曲合一的戏曲更像音乐而不是话剧，其标准也应与话剧区别开来。音乐要让人听了心里舒服，最好是百听不厌；戏曲也常是这样，不宜强调过于残酷的情节。儒家对戏曲内容上的要求和戏曲形式上的音乐属性也是互为因果的：儒家最钟爱的艺术是音乐，后来发展出“曲”，增加了情节和人物，手段更丰富，但本质没有变。戏曲的冲突再激烈也总要设法转过来，让好人得好报；实在没办法死了，也一定要让正义得到伸张。

　　中国古人在欧洲话剧之外另辟蹊径，创造出对冲突要求不是很高但音乐水准很高的各种戏曲。有了悦人耳目的唱和舞，就不必像话剧那样靠吓人的情节来吸引人。音乐不擅长表现两方的角力，但由于集中在一个方向上，所以效果更强烈、更持久。由此，音乐的特点也常是戏曲的特点——余音绕梁，让人听了还想听。

　　视之为高雅艺术并将其等级位阶化，阻碍了中国戏剧大众化

　　回过头来看，话剧来中国100多年了，但大体没能真正扎下根。其中，既有文化属性的因素使然，也与人们的认识误区相关。如何破解？

　　一方面，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更多丰富公共文化形态。

　　在“草根”艺术的基础上，政府和专业精英应想办法利用陶冶型艺术加以引导，通过艺术来帮助老百姓提高表达能力、创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从欣赏艺术到参与艺术再到参与社会活动。

　　相对于以残酷冲突为核心、以吓人话题为主导的净化型话剧，陶冶性情的艺术润物细无声，未必能立马见效，却更能令人回味，作用也更持久。就广义的角度而言，舞蹈、歌唱、戏曲、曲艺和喜剧表演都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要辩证看待戏剧的分类，不要标签化。

　　我们之所以把戏剧分为陶冶型和净化型，主要是看内涵的基本倾向。一般来说,陶冶型聚焦正面形象，浅显、阳光，娱乐性强，雅俗共赏，是广大群众需要的精神食粮。净化型戏剧强调厚重和深刻，有的难免曲高和寡，属于知识精英需要的精神“奢侈品”；有的因其残酷和暴力，还可能有一定副作用，需标明“××不宜”。

　　还要强调的是，文化发展需与时代同步。当今西方剧坛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已不是本来就有很大文化排异性且渐成强弩之末的“残酷戏剧”“直面戏剧”，而是更受普通人欢迎却一直为一些专家学者所忽视的陶冶型戏剧。

　　多年来，国内一些人热衷于引进精英主义的经典理论，视戏剧为高雅艺术，并将其等级位阶化。其中，悲剧高于喜剧，话剧高于戏曲。这种等级划分，恰恰阻碍了中国戏剧的大众化，也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为了发展面向广大群众的中国戏剧，需要更多扎根于社会，把戏剧看成一种易于跨界流行的大众修养活动。

　　但也必须指出，坊间有大量貌似陶冶型的“正能量”戏剧，因只突出图解的概念，缺乏生活的质感，显得太生硬，送票都很难请到人来看，事实上难以起到陶冶的作用。由此不得不追问：国产陶冶型戏剧的质量如何切实提高？我们的研究和教学不能再局限于西方净化型话剧的精英模式之中，而要好好研究一下老百姓需要怎样的音乐剧、戏曲和喜剧。要看看怎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戏，甚至来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