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研“厚数据” 慧眼识价值

　　甘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2009年，他发起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学术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建立起中国微观金融的基础数据库，数据库全面追踪家庭动态金融行为，填补了中国家庭金融微观数据的空白。2015年，他设计和发起了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通过科学抽样收集到1.2万余家小微企业有关经营、管理、创业创新、投融资、税费等方面的详细信息，填补了国内小微企业方面的数据空白。2017年，甘犁又发起高校合作调查，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微观数据库。

　　5月17日，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收到一条发自中国移动的短信：尊敬的中国移动客户，2018年5月18日是您入网中国移动12周年纪念日……甘犁将这条短信的截图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并配文：回国工作12年。

　　这12年，甘犁与经济数据结下了不解之缘。“科学统计得来的数据是对现实的整体把握。今天，中国的发展需要更科学、更全面、更真实、更详尽的数据。作为数据的‘生产者’，我们有责任依据这些数据研究事件背后的经济学规律。”甘犁说。

　　用数据来“说话”

　　2009年，甘犁发起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学术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发起调查的初衷是希望能将收集的数据用来支撑学术研究，便于西南财大的师生引用，并对论文发表有一定帮助。”甘犁说。

　　2011年8月份，343人次历时47天，采集8438户样本后，2012年5月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公布，因为对资产、负债、收入、保险、就业、支付习惯等敏感家庭金融信息进行极其细致的描述，弥补了官方数据的空白，引发社会极大关注。家庭资产数据公布后的一通电话让甘犁记忆犹新。

　　“一位大叔几次把电话打到中心，一定要让我接电话，我拿起电话竟然听到他的哭声。”这哭声让甘犁有些懵了，详细询问后得知，原来因为关注到甘犁团队发布的城镇家庭资产均值后，对比自己的家庭收支情况，大叔感到落差太大无法接受。

　　“这一幕说来有些戏剧性，但也充分说明我们的数据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首先，这种关注已经超越了学术界，其次，这种关注充分说明大众对数据的敏感度在提高，观念在转变。我们的数据一定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甘犁说。

　　这种关注对甘犁来说无疑是积极、正向的，也坚定了他采集高质量数据的信心。然而，他遇到的困难也不少。

　　首先，这是一个背靠西南财经大学的公益性学术调查研究机构，成立之初的首期调研获得了西南财大1000万元的资助。运营至今，学校的无偿资助仍占机构支出的50%。“另外50%的资金来自于课题、捐赠，我们的数据并不足以对银行、证券公司这些机构的交易产生影响，在商言商，和他们谈合作是有一些‘底气不足’。经费紧张的问题依然存在，但与两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甘犁直言。

　　其次，靠入户调查拿出的一组组数据凝聚着调查员太多心血。“2011年，我们的入户拒访率是11.6%，到2013年已经降低到10.9%，这在全世界的资产调查中属于较高水平。目前，芬兰能够达到10%，不过这是在国家立法规定不能拒访的前提下。”甘犁说，拒访率越低意味着样本偏差越小。“我们的调查员全部是学生组成，一次次入户对他们来说挑战不小。他们身上常常有一股倔劲，一次不同意就来第二次，不愿意入户就约一个环境好的地方再聊。”

　　天津访员张采薇在调研日记中记录，自己3次贴条留言被拒，最后通过打“亲情牌”才获得独居老人的认同，成功地入户访问。“财经院校的女生多，被拒之后有些人就直接哭了起来，要我是受访者也很难拒绝。”甘犁介绍说，截至2017年12月底，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已拥有29个省区市、363个区县、1428个社区的4万余户中国家庭金融数据。

　　不让数据“打架”

　　给每位调查员配备平板电脑，实时监控访问动态；建立专门的质控团队，专门核对录音和录入情况，出现差异进行电话回访；让调查员成对出行，彼此探讨访问技巧……最大程度上确保数据的真实性、专业性是甘犁的初衷。

　　尽管如此，数据“打架”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甘犁介绍说，比如，2014年上半年，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2013年，我国城镇住宅市场的整体空置率达到22.4%，城镇空置房为4898万套。与之冲突的是，有房地产业内人士质疑，1998年到2013年，城镇新增人口约2.2亿人，折算城镇新增约7000万个家庭，实际住房套数和家庭数大体一致。

　　“首先，我们定义的空置住房是指城镇地区无人居住的家庭自有住房，比如，在北京上班，成都有一套房子空着没人住，也算入空置率。其次，是城镇化过程中对‘刚需’的定义理解，一种是‘主动进城’的农村居民‘扛包进城’生活工作，有租房、买房的刚性需求。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居住地由农村变成了城镇，属于‘带着房子被动进城’，他们没有租房、买房的刚需。”甘犁表示，正是基于上述条件所做的调查得出整体空置率为22.4%。

　　再比如，对农户和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水平，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的统计数据认为达到80%以上，而甘犁团队的调研数据显示只有27%左右。

　　“央行的统计口径来自于主动提出申请贷款的小微企业，有80%的企业获得了贷款，而我们的统计口径还包含了有需求但没有提出申请的企业，或是怕麻烦，或是感到机会渺茫，不申请贷款不代表不需要贷款，他们也应该在统计范围内。两者的基数不同。”甘犁说。

　　甘犁一直在努力让调研少一些盲区和误区。首先，他不断扩大调研规模。2011年8月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公布时采样户数为8344户。2013年9月份第二次调研时，采样户数为28228户。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记录了4万余户中国家庭数据。

　　“此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国小微企业调查、中国城乡基层治理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我们会开放给经济学同行使用，大家用专业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数据，挖掘、用好这些数据，共同发现中国经济运行当中的基本事实、关键事实。”甘犁说。

　　有厚度更有价值

　　通过调研得到数据，通过数据读懂经济发展的规律，这些数据背后的“故事”意义深远。

　　2014年和2015年，甘犁开始在四川省7.2万户贫困户和5万名贫困地区的学生中开展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和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

　　“通过社保进行的转移支付大约占我国GDP的9.5%，而OECD（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国家的平均值是21%。通过这两组实验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增加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刺激作用。”甘犁介绍。

　　在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开展的劳动收入奖励计划于2014年8月份开始，试点对象主要是月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相对贫困户。该计划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所获得的劳动性收入提供现金奖励，鼓励贫困家庭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增加收入。甘犁认为，大幅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建立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是未来中国缩小收入差距的必然选择。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避免低收入家庭形成“福利依赖”至关重要。3年的试点结果显示，“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在增加家庭劳动性收入、刺激就业、促进消费方面成效显著。在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该计划使得实验组家庭劳动力就业率的增加幅度比参照组高12.9%、劳动力月工作时间增长了25.8%、家庭月劳动收入增长了38.8%、家庭月消费支出增长19.1%。

　　在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实验中，与无奖励的对照组相比，有奖励的实验组的学生成绩也有明显提高。

　　“通过这些年的工作积累，2017年西南财大校务会正式通过成立反贫困实验室的决定。”甘犁表示，“西南财大通过田野实验的方式，期望真正参与到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去。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提供思路，还提供方案、操作手册、系统、经验和教训，让地方政府在采纳实施方案的时候有更多可借鉴之处”。

　　“在丰富和完善微观数据库这条路上，我们一直在努力做一份有厚度的数据。现在大家普遍关注的大数据能够分析经济现象之间的关联，如果大数据能和通过田野调查和试验得出的‘厚数据’相结合，我们能确定很多现象的因果关系。有了这样的关系，数据才能创造价值。”甘犁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