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55年的敬一丹，小时候就发现，家里床下有个木箱子，里边放着爸爸妈妈的信。1950 年12月23日，敬一丹的爸爸在“恋爱第一封信”中写道：“无论那寒风吹得多么紧，它永远也吹不开我们热烈的友情。”

　　敬一丹的父母相遇在 1950年，“我妈妈韩殿云，20岁，爸爸敬毓嵩，24岁。那年他们穿着公安部队的军装，胸章标识：中国人民解放军。臂章盾牌标识：公安”。一封封时代色彩浓重的书信，承载着父母的爱情和人生追求。

　　父母坚持写信、留信，影响了后代子女。敬一丹家里的信越积越多，到近年整理时已多达1700余封。

　　敬一丹重新梳理上千封家书，在新书《那年 那信》里，以“信中信”的方式与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后代交流，引出信的故事——从1950年的情书，到2018年的“微信控”。

　　敬一丹在接受采访时说，《那年 那信》相当于是梳理了这个家68年来留下的痕迹。在她看来，家书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代代都有故事，家家都有故事，千家万户的故事就像一块块小拼图，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景。

　　敬一丹说：“回望，连接着昨天、今天、明天。”家族的故事定格在绿色邮筒和纸面上，跋山涉水历经寒暑保留下来的信件，是家族的纪念，亦是一种在字里行间、岁月更迭中的回望。

　　我应该做一个记录者 让更小的孩子知道这个家走过的路

　　敬一丹说起父母年迈以后，已经开始淡忘一些事。“我特别感谢在他们没有忘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这些。我将来也会忘，我就在想，我的女儿如果不知道来路，她怎么看前面的路呢？”

　　为了让家族更年轻的成员知道这个家走过的路，敬一丹试图成为记录者和传递者，给女儿、侄子、侄女和再下一辈孩子写封信，“通过我的这封信引出我们家更久远的，我父母留下的那些信”。

　　例如《在书库一角，我的犯罪感》这一篇，是“一丹姨奶”写给孙女雯雯的信。上世纪70年代，敬一丹上中学每天都路过因“文革”而关闭的黑龙江省图书馆。1972年初，她同学的邻居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找学生帮忙整理图书，敬一丹因而得到机会进入好奇已久的图书馆。

　　敬一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书：《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红与黑》《简·爱》……“我们先是好奇，然后悄悄交换着眼神，这不都是‘毒草’吗？！收工了，图书馆允许我们带一两本书回家，还嘱咐：不要告诉别人。我们有点儿兴奋、有点儿窃喜，这成了我们几个同学间的秘密。”

　　在非常年代，敬一丹以这样的方式触摸到书海的边缘。这段往事在当年父母通信中也有所记录——“1972年3月，爸爸给妈妈的信：‘一丹还是每天去图书馆半天。’从这短短一句话可以看出，天天去图书馆，已经是那时的常态了。”

　　中学毕业后，敬一丹在林海开始了知青生活，也经历了书荒。她格外想念黑龙江省图书馆。

　　十六七岁时偷偷读书的经历一直藏在心底。等中年回首时，敬一丹感到有点“委屈”：“我本该在那美好的年华里，在阳光下尽情享受这些文化珍宝。而在那个年代，我却只能以那种心情、那种方式偷偷接近。”

　　因此，今年她给姐姐的孙女雯雯写信，笔触透着羡慕：“等你成为少女时，去书店、去图书馆，那将是更美的你……在阳光下读书，以阳光的心情走近书，雯雯，你会更幸福。”

　　妈妈教导子女保持通信 让下一代隔山隔水不隔心

　　敬一丹说，家中所有的信，是她的妈妈一封一封整理的，最后整理出厚厚两本“家庭读物”，取名《我爱我家》。自己的《那年 那信》就是在妈妈整理的基础上做的。“看那种家书总是让人又哭又笑，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有泪有笑”。

　　“我们家留了那么多信，但是在‘文革’中，我妈被迫烧掉了爷爷的照片，以至于所有人对我爷爷都没有印象。我妈妈在很多年以后，专门带着痛感写一封信告诉孩子们当时烧照片的过程。”敬一丹觉得，妈妈是想告诉孩子，不是烧掉了，这个人就再也没有痕迹了。

　　若聚焦于一封家书，看似只是对一时一事的简单书写。可一旦铺展于时间轴上连成漫长的线索，家风家教的形成脉络便历历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