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197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派3个代表团（组），出访考察经济，一路赴西欧的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一路赴东欧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另一路赴港澳。

　　去港澳的考察组回京后，写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中共中央、国务院“总的同意”，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开始萌芽。

　　当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定。1979年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家乡，没想到这次回到阔别27年的故乡，看见的竟是满目疮痍。

　　“那些我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残破，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眼前的汕头，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吴南生生前曾回忆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汕头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变得如此凄凉，吴南生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曾对吴南生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了，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

　　1977年冬，叶剑英、邓小平在广州接见广东省干部。回乡探访的海外华侨也很关心家乡发展，吴南生同他们进行了交谈，问道：“有什么最快的办法？”新加坡侨商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就是靠这个。台湾叫‘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

　　1979年2月21日深夜，吴南生一边发高烧，一边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1300字的电报，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扭转汕头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

　　7天后，吴南生回到广州。3月3日，吴南生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说：“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作‘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与会的省委常委都赞成吴南生的设想。当时名字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台湾已这么叫了；学香港叫“自由港”，又怕被认为搞资本主义。最后定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号上报中央。福建省委得知此事，认为福建华侨不少，也向中央提出实行特殊政策的要求。

　　提出“经济特区”名称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这就是为人们所称赞的“50号文件”。

　　此时文件里出现的名称还是“出口特区”，“经济特区”这4个字是吴南生后来提的，其理由是，“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文化等事业”。

　　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由广西桂林抵达广东。谷牧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于是吴南生开始负责广东3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朋友们称呼他“孙悟空”。

　　从此，吴南生开始了他愚公移山建设特区的事业。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罗湖一带下了一场大暴雨，无数个水塘、洼地被灌满。吴南生生前回忆道：“香港来的小姐一下火车，都要把高跟鞋脱下来拎着。我们集中了全国108个工程师，住在欣园招待所，都是平房，地势很低，一下大雨，水就上来了，图纸被冲得乱七八糟。”

　　工程师对他说：“你敢不敢搬掉罗湖山？这样可以填平洼地，罗湖这一块就是宝地。”吴南生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同意动工，他还从这次“愚公移山”中总结了经验：“罗湖旁边都是农村，那些农民怎么办？弄不好他暴动啊。我们从日本、我国香港进口一大批吊车、铲车、载重汽车，让罗湖农民开，把农民都变成工人了。深圳搞多少年没有发生什么闹事的，一开头就把他们安排好了。”

　　1981年，横亘在罗湖桥边的罗湖山被铲平，罗湖区腾出0.8平方公里的宝贵用地，深圳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此开始。

　　“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

　　来深圳特区投资的第一家外资企业是泰国和美国合办的正大康地公司。

　　时任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是华裔，其父谢易初和吴南生都是汕头人。正大康地公司行政部经理陈健礼说：“1980年初达成协议，正大康地投资3000万美元建立饲料加工厂、种鸡场、孵化场、种猪场等，是当时深圳最大的企业。有人受‘左’的思想束缚，觉得让资本家进来不就是搞资本主义吗？是吴老拍板同意的。”

　　然而，有些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说：除了天空飘扬的国旗外，深圳已经见不到红色。“有的报纸刊登文章，讲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出租土地就是新的租界；还有的说经济特区成了走私通道；有人悄悄给中央写信说深圳80%的干部烂掉了。非议非常多。当时的一个说法是‘冷空气南下’。”

　　深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吴松营说：“这个时候，吴老给了一个‘约法三章’的名言：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趁那些反对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指出鉴于广东省及各地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干部，有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违法犯罪行为，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回忆此次会议时说：“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我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能笼统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我和（广东省长）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我和田夫在会上还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两省座谈会结束后，吴南生回到广东，感到压力很大。他知道这些非议主要针对的是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