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和夫人罗啸华在故乡吴江

　　出题人：木子吉

　　答题人：蓝英年

　　时间：2018年7月26日

　　地点：崇文门外蓝英年住宅

　　简历

　　蓝英年，翻译家，1933年生，江苏省吴江市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译著：《阿列霞》《日瓦戈医生》《亚玛街》《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塞纳河畔》和《捍卫记忆》等。随笔集：《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苦味酒》《回眸莫斯科》《也算肖像》和《蓝英年随笔选》等。

　　采访手记：

　　采访蓝英年先生是先后三次登门完成的。第一次登门闲谈、聊天，蓝老虽然85岁高龄，但身体不错。说话语速略慢，但声音底气足，听力也好，不用提高说话嗓音就能够顺利交谈。蓝老家里陈设简洁干净，一壁书摆放得错落有致。在书桌上笔者惊喜地看到摆放着笔记本电脑，一问果然是，电脑、手机微信这些蓝老都会用。“我打字时候，敲几个字头音一个词语就出来了。”老先生不无自豪地说。临走他嘱咐，“你把问题发给我看看，我再决定接不接受采访，就是那么点事嘛，都说了几遍了。”

　　没想到我发完邮件的第二天，蓝老打来电话：“你提的问题挺好，能不能打印出来，下次带来，咱们就开始聊天。”老人的认真态度让我感动。

　　按约好的时间再次登门，是个闷热、潮湿的桑拿天。一进门，平时很少使用空调的老人已经提前打开空调给室内降温，眼镜、钢笔也已摆放好。聊天很顺利，说到有趣的地方，蓝老笑得特别开心。

　　第三次登门是为翻拍照片，除了耳熟能详的《日瓦戈医生》，还看到诸多难得一见的译著版本，听着每本译著背后的故事，仿佛翻开了一段悠长的岁月。每次分手都一样，蓝老把我送到电梯口，握手、再见。那一代人特有的礼貌、细致、周到令我感动。

　　1 您今年85岁高龄，现在还在翻译小说吗？日常的生活状态如何？

　　我虽然已经80多岁了，身体尚好。还能看中外小说，以及中国诗词。这几天看沈祖棻先生的《宋词赏析》，收获颇丰，可是翻译书已经很吃力了，曾经有意翻译俄国讽刺小说家苔菲的短篇小说集，可翻译了20篇搁下了。最近《读书》杂志邀请我写篇文章，纪念《读书》发行40周年，我写了一篇《读书与我》，不是《我与读书》，因为读书给我的东西太多，我对《读书》贡献太少。

　　我每天早上将近8点起床，吃两片面包，然后就看书。我本来想把过去没有看过的书看一遍，还想把重要的世界名著重读一遍，但已力不从心，不过想想而已，实际上做不到。这两天正看左琴科小说，他在中国还是比较有名气，幽默讽刺作家。

　　2 您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俄语是您最初的理想吗？

　　我50年代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可以说并不是我的志愿。1951年全国实行统一招生，人大不参加统一招生，单独招。我参加完统一考试，回来团支部叫我去学俄语，现在俄语很需要，我就去考人大俄语系。人大发榜非常早，8月1日发榜，统一招考到10月1日才发榜，我就上了人大俄语系。等到10月统一招生发榜，我也考上了北大中文系，但这时我已经在人大学习俩月了。那时候思想工作太容易做了，几句话，我就留在人大不去北大了。

　　我们的教师都是苏联专家，专家组组长还和斯大林握过手，学俄语的条件很不错。当时还有“调干生”，岁数要比我们大七八岁，他们学习吃力，我们并不吃力。学俄语得有学习方法，不能只会死背。比如你在屋里背单词“玻璃杯”（俄文音斯达堪），“斯达堪玻璃杯斯达堪玻璃杯……”最后你分不清哪个是中文哪个是俄文了，我不用这种方法！我上课的时候就开始背，然后打饭的时候脑子里过一遍，晚上洗脚时又过一遍，单词就记住了。

　　3 您“四清”运动时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以及后来的“文革”，有哪些事让您记忆深刻？

　　“四清”时我们是师生一块下到村子里，主要是“清经济”：看村子里有没有贪污的。实际上那时穷得一塌糊涂，除了浪费时间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我在村子里待了半年，怕浪费时间，兜里带着小本子，一没人就拿出来看。

　　我有个学生现在也都75岁了，写了篇文章《四清中的老蓝》，他现在觉得我做的非常对，他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我那时正好读了《伊利亚特》《奥德赛》两本俄文书。

　　我1958年写了一篇反驳姚文元的文章，“文革”中我被揪出来，打入牛棚。红卫兵派我当牛鬼蛇神队队长，每天带着十七八个牛鬼蛇神劳动。有一天，红卫兵把全校牛鬼蛇神押到礼堂批斗，礼堂里摆了一排纸糊的帽子，叫我们自己戴上。上台接受批斗前，红卫兵端来一盆蓝墨水，叫我们画成花脸再上台。我自己双手蘸上墨水，把额头和脸抹蓝，尽量不让墨水流进眼里。有一位副教授，不但不抹，反而大喊起来：“你们这样做是破坏毛主席的政策。”话音未落，一盆蓝墨水便从他头上倒下来。

　　我想他怎么这么糊涂，墨水流进眼里会伤害眼睛的。我利用牛鬼蛇神队长的权利，向他喝道：“你对红卫兵小将什么态度，还不滚出去！”他出去的时候，我用手指在眼前晃了晃，示意他赶快去洗眼睛。

　　我这样做其实是很冒险的，我有什么权利叫牛鬼蛇神离开批斗的现场?红卫兵来自各系，分成各派，没有统一的指挥。我让他滚，这派不管，那派也不管。我钻了红卫兵领导不统一的空子。

　　4 90年代初期您在俄罗斯远东大学任教，有哪些特别难忘的事？

　　当时我是国家派的专家，在远东大学，为什么派我呢？我和使馆的苏联教委代表关系很好，他看不太懂报纸，还要向大使汇报，我就给他解释，他很高兴，就要求邀请我到远东去。当时要派别人，他明确表态，如果派别人苏联教委谁也不邀请。僵在这了，后来教育部就答应派我。

　　我在远东待了4年，我随身带着一个本，在火车上、在汽车上、路上，碰见一个人说的话听不懂就说，“劳驾请您再说一遍。”写在本上，这样积累了很多土语，本来要出（书），但觉得积累的不够多。

　　堪察加、库页岛我都去过。堪察加一半还没开放，里面全是灰熊等野生动物。那个螃蟹大极了，一开始吓我一跳。库页岛没有人说“我买两只螃蟹”的，而是“我买两公斤螃蟹肉”。去渔场跟他们打鱼，马哈鱼一个都比你大，也学了各种鱼的名称（词汇）。那个鱼腥味儿呀，被子上都是。大马哈鱼籽很贵呀，可在那里吃鱼籽整盘子上。那是马哈鱼洄游的地方，都回来产卵，马哈鱼之多呀，一条挨一条，一棍子打下去能打死两条。

　　在海参崴游泳的时候，我跟军人的关系搞得很好，在小船上喝啤酒讲笑话，很有意思；他带我去根本就不应该带人进的地方。

　　5 您认为俄国有重视文学的传统吗？

　　他们有文学传统，从小就重视古典文学学习，能背诵普希金、莱蒙托夫的长诗，没有孩子不读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教材里也有，小学生都能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古典文学片段，背莱蒙托夫的长诗。俄国人教养是比较强的，比如说排队，从来没有乱过，三四个人也排队。从来没有人闯红灯。还有，俄国人对古典文学都很熟，文学修养都很高，因为他们热爱：这是我们祖国的。

　　6 和您年轻时苏联文学的兴盛相比，您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该如何培养阅读译文著作的兴趣？

　　现在的年轻人永远也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两个国家、两个党非常亲密，学校整个号召要读苏联的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等，上边号召下边也愿意读，那种狂热不是正常的狂热，以后就不会再有了。现在俄国文学在中国并不是很流行的，一般的年轻人都不看。

　　俄国译著有非常好的作品，比如说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为了它，我去了乌克兰三次，就是去看狄康卡。我和狄康卡的宣传部长聊天，那会儿我思想已经解放了，他还未解放，他就陪我去果戈理的故乡，我说能不能随便到一个家里去看看？他说可以，我就随便指一家进去了，哎呀，那个热情啊，马上给你铺上台布、上各种菜，就跟果戈理小说里写的完全一样！说的话都跟果戈理写的差不多，“你别看西瓜瓤不是红的，可是它非常甜。”跟我说的话是那样子，书里写的也是那样子。

　　7 您自己的最满意的译作是哪一部？对于翻译著述，您觉得最难的是？

　　我1980年翻译的《阿列霞》还可以，印了10万册。当时翻译的时候，小说的情节很吸引我，翻得并没有特别费劲。翻译《日瓦戈医生》下的功夫最大，也是我最满意的。

　　1983年夏天，我和张秉衡一起从原文合译《日瓦戈医生》，中间因故搁了几个月。后来人文社领导孙绳武定了个日期，要求那天必须交稿。我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译完一段，编辑就来取走一段。

　　交稿一个月后，《日瓦戈医生》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诞生了。但这一版的翻译质量我并不满意，后来一再再版，我更感到不安，觉得愧对读者和作者，应当重译。隔了30年，张秉衡年纪太大，我就一个人硬翻了下来。

　　翻译最难的是一定要把原文的风格翻译出来，还要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特别是语气词，老是“了”啊“了”的，看得多了读者都烦了，语气词特别重要。

　　我认识的好的翻译都不在了，像戈宝权、草婴，“老时代”的那一批人全不在了。时代出版社是俄国书商办的，在上海俄国租界里，建国后出版社的骨干翻译都是那里培养出来的。

　　8 您认为最好的翻译状态是怎样的？您如何看待文学翻译与历史研究的可靠性？

　　翻得通顺流畅就很高兴。翻译的句子疙里疙瘩，虽然也没有大错，读起来很别扭，就会觉得难过。时代那批译者，俄语翻译家是翻译的先行者，译文有错误是俄语翻译尚不成熟，那时的工具书极少，前辈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苛责先行者。

　　好多中国的翻译，像汝龙翻译的契诃夫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不是俄文直译。因为当时中国没有俄文翻译，好多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巴金的《父与子》等六本和汝龙的契诃夫都是加涅特夫人的译本转译过来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俄文翻译的译本。

　　翻译对我来说是学习，满涛翻译果戈理非常好，我就把他翻译的果戈理的《肖像》放在一旁，自己重新翻译一遍，然后对着看，等于他替我校改，我非常佩服他，严谨、流畅、简洁，好多需要学习的。

　　9 您认为当下的文学翻译环境怎样？您觉得译者的收入高吗？

　　不好。第一，读者不多；第二，好译者不多。很多译本都是拿自己的科研经费出版的，不是出版社给出的书，这种书还能好啊？我们那时没拿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我好多学生，都是导师了，博士生答辩，他们叫我去当主席说两句话，一句是开始，一句是结束。

　　我不想去，但也从这里知道很多问题，有个别导师不负责任，甚至连毕业论文都不看。我一看怎么这么多错别字啊，我就问那个导师，他就哼哼哈哈的，我说，“你怎么回事，你都不看！”真让人担心！

　　现在翻译的酬劳低得很，普遍是千字80元，像我们老人翻译稿酬可能高一些，太不合理了！80元是最高的，还有50元还有60元的，谁还肯下苦功夫译书呢？

　　10 您认为现在翻译软件的日益发达，会对从事文学翻译的工作者产生哪些影响？

　　“翻译软件翻文学作品”恐怕不行，它翻出来的千篇一律，现在年轻人有的靠它翻得很快，但质量不行。真正翻译要启发你对作者深入的理解，那个是很难的。

　　11 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知道自己无知。苏格拉底讲过，“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2 假若倒退十年，您有哪些遗憾最想弥补？

　　我一定要把苔菲给翻出来。苔菲这个人非常好，伟大作家！真了不起！她后来留在巴黎，回不去俄国。

　　13 能吸引您反复阅读的书有哪些？能否说一说您最喜欢的三位作家？

　　我能反复看的，正在看的是巴尔扎克，还有斯蒂芬·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俄罗斯的当然是果戈理，写得好，翻得也好。俄国文学我最喜欢的三位作家是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悬崖》写得好，既有屠格涅夫的清新，又有托尔斯泰的细腻。冈察洛夫是个书报检察官，你看看那个时候俄国的书报检察官什么水平！当时我甚至动脑筋想翻译《悬崖》，但太厚了，翻不动了。

　　14 您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自己的养生之道？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体育，大学时是专业队的跳高运动员，跳过1米62。后来我不参加了，太苦了，教练还挺遗憾的。

　　我没有什么养生之道，平时散散步。楼下那边有个小花园，昨天还过去散步，我看藤萝下有个凳子，刚坐下觉得有小咬，我就赶紧走了。

　　平时我喜欢听音乐，比如楼乾贵，四大男高音之一，后来被打成右派。他的《蝴蝶夫人》《叶甫根尼·奥涅金》很好听。

　　15 您与同时代的很多著名翻译家有深厚友谊的故事，您平时怎么交往？

　　很多都是我的前辈，比如戈宝权，他很有名，当时在日伪时期在上海他曾经编过《普希金文集》，影响非常大。我跟他很熟，帮他整理过《海燕之歌》手稿。

　　蒋路威信很高，我跟他关系很好，他翻译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他跟我一起去福州开会，当时1978年正是人人想要出作品的时候，他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众星捧月，我和他接触不多。后来在杭州我俩住一个屋子，很谈得来。回北京有次看内部电影《悲惨世界》，在电影院门口碰见蒋路。他说我想约你一本书，我心想在电影院门口说，可靠吗？心里没当回事，没过几天，他就背着书到我家来了，《库普林文集》及参考书。

　　我替他编的《俄国小说选》译了一篇《冈布里乌斯》，后来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过几本书，其中包括《日瓦戈医生》。我跟他关系一直很好。

　　跟草婴的关系就更好了，他翻译托尔斯泰全集，送我两部。每次到上海我都去看他，他提问题，批评得比较多。

　　16 对于家中的后辈，您会怎样教导他们？

　　女儿小时候我们经常给她讲一些历史故事，教她背诗词。给她讲一些学习方法，抓紧她的基础教育，她上学考试一点不费劲。景山中学毕业后，她考取了北大，后出国留学。

　　17 您年纪大了想回故乡吗？

　　去年，我和夫人一起去了故乡同里，等于是跟同里告别了。同里过去是非常偏僻的一个小村，我祖父是太平天国的战士，忠王李秀成的兵，打散了就逃到苏州，一个最偏僻的地方去，结婚生子。

　　我爸爸蓝公武是梁启超的学生，曾经年轻的时候他跟黄远庸、张君劢应导师梁启超的要求办一份报《少年中国》，他们三个人称为“中国三少年”。

　　文/木子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