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汪曾祺散文集《今天应该快活》，我随手在豆瓣刷了一下。刚输入“今天”二字，一个名为“今天也很丧”的豆瓣小组就跳了出来，组员730人。

　　汪曾祺如果还在，一定理解不了时下流行的“丧文化”。对生活，他总是兴味盎然。他笔下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间至味”，也不是什么多新奇的吃食，无非是鸭蛋、豆腐、萝卜、拌菠菜、煮干丝……难得的却是那份兴致和心思——“菠菜洗净，去根，在开水锅中焯至八成熟，捞出，过凉水，加一点盐，剁成菜泥，挤去菜汁，以手在盘中抟成宝塔状。先碎切香干，如米粒大，泡好虾米，切姜末、青蒜末。香干末、虾米、姜末、青蒜末，手捏紧，分层堆在菠菜泥上，如宝塔顶。好酱油、香醋、小磨香油及少许味精在小碗中调好。菠菜上桌，将调料轻轻自塔顶淋下。吃时将宝塔推倒，诸料拌匀。”看得人口舌生津。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为离乱之苦流泪之余，一心总想弄清“采葵持作羹”的葵究竟是何种植物；看书中说日本俳人吃茶粥，便用了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就是被定为“右派”劳动时，每天为大葱装箱，钉箱板，想的也是“闻得出来，这大葱味甜不辣，很香”。更不要说下放张家口改造，绘制马铃薯图谱，洋洋自夸：“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他所津津乐道的生活闲趣也无非是唱戏、写字、画画、做菜。出门绕玉渊潭散步，和养蜂人聊得相熟，听遛鸟人唠唠鸟经，遇到捡枸杞子的老夫妻也上去搭讪几句，赞人家“会生活，会从生活中找乐趣”。去到香港，满街高楼林立，他留心的却是城市里的鸟。记者问他观感，脱口便是“听到了斑鸠和蟋蟀”。在形色匆匆的香港市民中见到个托双层小鸟笼遛鸟的闲人，更是万分新奇学给人听，被说，“你就注意这样的事情！”于是也不禁自笑。偶尔发表些议论，全是“希望领导从事城市建设时能注意多留住一些鸟”，“建议北京多种一些桂花”，“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昆虫，对自然发生兴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人间的乐子啊，在他看来是太多了，四时草木、一鱼一虫，无不新奇而蕴含温情。

　　只有从他对故人的怀念中，能读到他也曾“丧”过的青年时期。1946年刚到上海，汪曾祺曾因找不到工作“情绪很坏”，沈从文先生来信把他大骂一顿：“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只笔，怕什么！”等后来被打成“右派”时，他就学会了“随遇而安”——“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能怎么着呢？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生活是很好玩的。这大概就是汪曾祺一招制“丧”的不二法门。他劝诫文艺工作者、作家、演员，以及所有人，“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些，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对生活的兴趣广一点，看待人生的态度开阔一点，自然乐在今天，此刻快活。至于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间值不值得？”在书中一篇记述参观半坡遗址的小文中，汪曾祺给出了回答——

　　在参观中，“我看到两根骨针。长短如现在常用的牙签，微扁，而极光滑……针都有针鼻”，磨制这种骨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生活下来的，他们生活得很艰难——也许他们也有快乐。人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生活是悲壮的”。

　　“回到招待所，听几个青年谈论生活有没有意义，我想，半坡人是不会谈论这种问题的。”

　　“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就在于磨制一根骨针，想出在骨针上刻个针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