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袁隆平在观察两系法杂交晚稻的生长情况。（资料照片）

70年代的袁隆平。（资料照片）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一版

　　这条通往稻田的路，在长沙东郊马坡岭的树木与田野间转弯抹角，我用脚步反复量过，从头到尾最多也就一公里多，但每次往这路上一走，又感觉特别漫长，这与我追踪的一个身影有关，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大半辈子了。“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带着特有的袁隆平式幽默，却也透出一股倔强的认真劲儿。

　　天增岁月人增寿，2016年，他老人家八十七岁了。兴许是多年来训练有素，哪怕走在狭窄的田埂上，他的脚步也很有节奏感。当我由衷赞叹他身体好时，他一点也不谦虚，“在这样稻田里工作，一定能长命百岁！”

　　一条路在他的脚下延伸着，仿佛一生都在抵达之中。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一直在琢磨，那一直支撑着他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你若问他，他便笑道：“这还真是很难说，我自己都不晓得，应该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可能也和我的性格有关吧，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要挑战自己，想能有更多的突破，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此时，小暑已过，大暑将至，在火炉长沙，正值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三伏天，这季节最好是“伏”在家中，静静地享受阴凉与清福。眼前这位老人不是没有这个福分，却没有这样的享受，因为那田里的稻禾让他牵肠挂肚。

　　“我就是个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

　　偌大一片稻田，在一座省城已经十分鲜见了。

　　这是杂交水稻的试验田，又何尝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1978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注定是亿万中国人要铭刻在心坎上的一年，一个依然年轻的共和国迈进了一个黄金时代，而此时已年近天命之年的袁隆平也进入了春秋鼎盛的岁月。这年早春，那被冬日的阴云长久笼罩的北京，云开日出，而那让人们期待已久的春风，也给在春寒料峭中匆匆行走的人们吹来了丝丝暖意。袁隆平也从他南方的稻田里匆匆赶来了，赶来参加他绝对不能缺席的一次划时代的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这是一个伟大时代启航的盛典，邓小平那充满了震撼力和穿透力的讲话，成为开启一个伟大时代的关键词，他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再次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几句话，让一向不关心政治的袁隆平猛然间有了切身的体验，他感觉那长期束缚着自己的无形的绳子终于松绑了，那长期禁锢着自己的桎梏也应声而解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闭幕式和授奖仪式，袁隆平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也是袁隆平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奖项。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那篇《科学的春天》充满激情、充满诗意的祝福与呼唤中，大会徐徐闭幕了，而“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后来有人评说，“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先声，由此开启了一个大国从颓败到中兴的不朽神话。”

　　就在这一年，袁隆平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试验田，从此，一位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就在试验田里年复一年地耕耘、播种，把杂交水稻的种子播撒到九州大地和世界五大洲。他的世界其实就在稻田里，这是他生活的全部重心，甚至是世界的中心。

　　袁隆平弯着腰，把头长久地栽在禾丛里，古铜色的脸上绿光摇曳，连汗珠子也是绿色的。一个老农与稻禾之间发生的轻微碰触声，忽然触动了我记忆中的一个暗设机关，他这模样让我蓦地想起了我最熟悉的一个老农，那是我那种了一辈子稻子的父亲。怎么看，眼前这位老人，就像是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农田里耕耘了一辈子的农民父亲啊！

　　不是像，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说的，“其实我就是一个在田里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

　　诚然，他又绝非我父亲那样的普通农民，这样一位依然健在的人，早已提前进入了民间信仰，在无数吃饱了肚子的老百姓心中，他就是一个当代神农，一个活生生的“米菩萨”。这可让他犯难了，他一听这话就连连摆手说：“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啊，菩萨在老百姓心中是能救苦救难的，我又何德何能，我不过是中国稻田里的一介农民而已。”

　　“这个奖比诺贝尔奖的价值更高”

　　袁隆平一直把自己当作亿万农民中的一个，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农民和亿万个农民的故事。他有很多农民朋友，也有许多素昧平生的农民慕名而来找他。他的门永远是向农民敞开的，他也没有关门的习惯。可他实在太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能替他挡挡驾。有一次，几个来找他的农民在袁隆平办公楼的门口被挡住了，袁隆平听见楼下的动静，赶忙下楼，把那几个鞋子上直掉泥渣子的农民迎进自己的办公室，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几个农民开始还有些紧张拘谨，一看袁隆平这样平易近人，模样也跟自己差不多，一个个都放开了手脚，有的还跷起二郎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每次送走了这些农民朋友，他办公室的地板就会落下许多带着泥土的脚板印。袁隆平却笑着对那些脸色有些难看的工作人员说：“这就是接地气啊，我们这些搞农业科研的，不能关起门来搞试验，要多与农民打交道，农民比我们更清楚种子好不好，我们不但要按照农民的需求来培育种子，还要知道农村粮食生产方面最新、最真实的情况啊！”

　　由于长年累月与农民打交道，农民心里想啥，袁隆平心里很清楚，用农民的话说，“饿肚子的时候想吃饱，吃饱了肚子想发家”。心思对路了，才会聊到一块儿。农民说，杂交水稻可以吃饱肚子却挣不来票子，由于种粮食不挣钱，很多粮田都种上烟叶了，还有些好端端的田地都抛荒了。这也是袁隆平最大的担忧，一方面，谷贱伤农，如果粮食减产就是致命的问题，长了嘴的都是要吃饭的，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能少。另一方面，光靠种粮确实很难致富，为此，他多年来琢磨出了一个法子，就是让农民“曲线致富”，譬如说他发明的“种三产四”工程，三亩田的水稻就能打出四亩田的稻子，以前一亩田也养活不了一个人，如今三分地就能养活一个人。这样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田地和劳动力用来搞多种经营，种蔬菜、水果、茶叶等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这样农民不就富起来了吗？

　　他多年来担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一直在为农民的利益鼓与呼。尽管他在“2016年两会再次请假，已连续缺席三次”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新闻，但他对农民的关心从未缺席。就在今年两会召开之际，他再次发声，呼吁要改变现行的“吃大锅饭”般发放粮食直补资金的做法，只有把钱补贴给那些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民，才更有利于调动那些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只有保护粮农的利益，才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而在如何让农民增收的同时，他也一直为如何减轻农民的种子钱而精打细算。他所在单位研发出了一种高产优质新品种，原打算每斤稻种定价十二元，在征求袁隆平意见时，他一下发火了，“一斤十二元，为什么卖这么贵？这不是坑农吗？农民有这么多钱吗？”最后，减到了每斤九元钱的微利销售，他还问有没有降价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