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代际命名的“起源神话”造成了太过深远的影响，今天人们在提及“80后”文学的时候，依旧很难忘记这个文学群体崭露头角时给人留下的最初印象。比如1998年起开始创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比如他们在世纪之交的图书市场掀起的青春文学浪潮，比如网络时代的传播机制，又比如几个总也绕不过去的名字，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样的认知惯性，为日后的讨论留下了一系列有待厘清的偏视，也使得重新指认“80后”的具体内涵，变成了一项仍需继续展开且暂时难以定论的工作。“80后”的文学新变，因此常谈常新。

　　成长为主流文学视域内的坚实力量

　　有必要注意到，这一事实性的“起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在这20年里，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者逐渐迈过三十而立的门槛，走向不惑之年。被纳入“80后”阵营的作家名单也从未停止分化和重组。在纯文学领域，韩寒、郭敬明已很少被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张悦然、双雪涛、孙频、张怡微、文珍、蔡东、周嘉宁、颜歌、郑小驴、甫跃辉等，逐渐成为最具代表性与生产性的作家。他们背后是参差驳杂的成长渠道，而回溯“80后”在世纪末的诞生，对今天依然有效的启示或许在于：这一文学群体，曾是以如此反传统的姿态进入主流文坛的视野。无论是爆炸性的市场成功，还是耽溺于“自我”的美学取向，“80后”曾经承受了多少质疑与争议，就蕴藏了多少生气和解放性。现如今，最初的热闹散去，写作者也不再满足于市场的追捧，在20年中反复宣布“告别青春”。真正的问题或许在于，这群依然年轻的作家，如何在文学体制、资本、市场与新媒体的互动中，不断通过作品证实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潜能与后劲。换句话说，如何在美学、艺术质地、思想认知或精神向度上赓续原初的文学生气，才是摆在“80后”面前的重要挑战。

　　相比于常用于宣传或批评方便的“转型”之说，“志业化”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另一种观察“80后”写作成长的视角。上述的代表性作家，无一例外共享了某种可称为“以文学为志业”的集体选择。这背后包含着双向的作用力，一方面是青年写作者向更严格的文学标准靠拢的意愿与实践，包括成为作协签约作家，也包括争取专业读者的认可；另一方面则是主流文坛出于新陈代谢的需要，对于有志于纯文学创作的“80后”新生力量的收编。考察这一“志业化”的过程，2014年是关键的时间起点。2014年，老牌文学期刊《收获》杂志分别在第4期和第5期推出以“80后”为主体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在此前后，不少传统文学期刊已陆续为“80后”专辟空间，但《收获》的“青年专辑”可以视作“80后”在严肃文学界最大规模的集体亮相，也是对于其创作实绩的集中检验。不少“80后”作家，自此逐渐由文坛新鲜血液，成长为主流文学视域内的坚实力量。

　　写作势能上的放缓与细作精耕

　　与此相呼应的一个事实是，不同于早期商业化阶段呈井喷状的长篇出版，近几年来的“80后”写作，更多地以中短篇小说作为突破，展现出不俗的实力。体裁篇幅上的调整，固然有适宜期刊发表的考虑，但更多地反映出青年作家在写作势能的放缓与细作精耕。这种步步为营的文学训练，见证了不少写作者对自成一体的文学基地的专注经营以及个人风格化的淬炼。只需从近年来出色的中短篇小说集中稍举几例，如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中的老东北工业基地没落后的工人命运；甫跃辉的《动物园》《安娜的火车》对于进城乡土青年“顾零洲”们畸零命运的关注；文珍的《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柒》对都市男女情感困境与孤独的持久凝视；蔡东《我想要的一天》对中产阶级的失败情绪与精神隐疾的体察；又比如张怡微集结为《樱桃青衣》的“家族试验”系列，对形形色色原生家庭问题的排列组合和思考等等。借由这个切面，我们也能一窥城乡、阶级、地域、职业与性别视野的多元驳杂，实难仅凭单纯的代际话语进行统摄。

　　此后，张悦然沉寂十年的“复出”之作《茧》，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等重要作品的出版与获奖，引发批评界对于“80后”写作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80后”文学亦随之开启有深度的问题化、知识化转向。以《茧》为例，张悦然有意将主人公设置为一对生于1980年代的儿时伙伴，通过童年与成长视角触及“文革”与“伤痕”在祖孙三代人之间的传续问题，从同龄人的立场，展开对一代人的罪与爱以及情感与精神归属难题的追问。即使搁置“一代人的精神成长”或“标志性的成熟时刻”这样的判语，回归文学作品本身，人们也不难看见张悦然等人朝向丰富、复杂、厚重文学品质的调整。

　　通过文学想象再造一代人的共同体

　　如果“80后”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具备话语效能的文学命名，其关键仍在于其所承载的时代性或同时代性。更具体地说，是一代人如何讲述一代人的故事，在整体性话语破碎、现实经验纷繁的当下，如何通过文学想象再造一代人的共同体。有趣的是，像张悦然、周嘉宁这样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甚早出道，一开始就被“80后”命名框定和限制的作家，反而表现出了更强烈的主动构建“80后”主体的自觉。这种自觉，清晰地落实到对同代人所亲历的重大历史时刻的重新激活，并尝试赋予这些历史时刻有效的艺术形式。张悦然的短篇小说《家》，通过汶川地震前后一对青年夫妇的离家出走，探问都市小资产阶级青年的生活幻灭与意义感重建的可能。中篇小说《大乔小乔》则以一对姐妹生命合法性的纠缠，重新撬动“80后”共同遭逢的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精神创伤。周嘉宁最新小说集《基本美》中收录的《基本美》与《了不起的夏天》，分别处理了九七香港回归与2000年申奥成功对于一代年轻人精神结构的隐秘冲击，通过对个人生活的“事件化”，周嘉宁对个体与集体，何为青年理想做出了微妙省思。在此，“80后”的问题，实则内嵌于写作者自身，经由对历史与公共生活的自觉关怀，重构出一代人的参与实感及成长的坚实意义。这个过程，同样是写作者对自我认知的校准，文学能量在挣破单薄的个人言说欲后，呈现出丰富、辽阔、通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可能。

　　在短短不到5年的时间内，“80后”看似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实为惊人的成长。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路径如此之多，具有现实主义趣味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并非唯一价值取向，也绝非青年作家都须承担的使命。在孙频的《松林夜宴图》、文珍的《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张悦然的《阿拉伯婆婆纳》等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另有一种关于文学本体、艺术与商业资本、日常生活关系的思考值得引起关注。同样，在落实到具体作家时，也应意识到并不是所有写作者都对“80后”心怀认同，选择模糊化乃至解构代际命名的大有人在。这一充满魅力的辩证张力原本就贯穿“80后”的成长始终，但它们无一例外，都以背向或面向的方式，铭刻出一代人的艺术与精神轨迹。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