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先生看来，书画和文学是相通的，书画之道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他曾自称是也写小说也写戏曲的“两栖类”，加上书画的造诣，说成“三栖类”也不为过。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书画创作的切实经验和体悟，没有书画方面的深厚学养，他的文学世界不会是这个样子。从这个角度言，汪先生是难以模仿的，即便是学，得到的也仅是皮毛而已，那些传统文化的修养源于幼年的滋润浸染，岂是一日两日之功。

　　融入血液

　　汪先生对书画可说是“情有独钟”，对于没有专门去从事绘画，他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遗憾。“我小时候没有想过写戏，也没有想过写小说。我喜欢画画。”（见《两栖杂述》）其散文《腊梅花》曾这样结尾：“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而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他也曾写道：“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命运就是这么弄人，汪先生没能如愿成为画家，却成了作家。难得的是，他将看画的习惯、对书画的兴趣保持终生，从小学、中学、大学，及至做了编剧、享誉文坛，都“以画名”。

　　初二时，汪先生曾画过一幅墨荷，裱出后挂在了成绩展览室，那是他的画第一次上裱。上西南联大后，在“西洋通史”课上，他交了一张作业——马其顿国的地图，教这门课的皮名举先生有这样的评价：“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因字写得好，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很多布告均出自汪先生之手（见马识途著《想念汪曾祺》）。他在沽源画过《马铃薯图谱》和《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也算是书画才情的另一种发挥。在北京京剧团作编剧时，他因字好，有一段时间专门写字幕，在宽不过四寸的玻璃纸卷上用蝇头小楷竖行书写，而且不能出错。

　　20世纪80年代后，因《受戒》等一批小说的发表，60多岁的汪先生复出文坛并享有盛名，画名亦随即远扬。

　　画家黄永玉说汪先生懂画——他们是朋友，当年在上海时与黄裳一道被称为“三剑客”：“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我刻了一幅木刻，《海边故事》，一个小孩趴在地上，腿在后面翘着。他就说，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翘上去再弯下来，我按照他的意见刻了五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了帮我理解齐白石，他还专门为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一窝蜂》，只给我看的，没有发表过，稿子应该还在。他没有见过齐白石，但用小说样子来写。清晨，老人听到窗户外面咣当响了一声，是有人掀开盖煤炉的盖子。老人起来走到院子里，又拿来不同颜料调，红的，黄的。走到画案前，开始画藤萝，藤萝旁再画蜜蜂，一只蜂，两只蜂，简直是一窝蜂……他死了，这样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见李辉著《高山流水，远近之间》）

　　天生的奇才，是家庭与社会适逢其时地遇合与促成，无法模仿也不可复制。汪先生身上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背景，他出生在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末“拔贡”，家道殷实。年幼时临过的字帖不少，大字小字都练过，《圭峰碑》《闲邪公家传》《多宝塔》《张猛龙碑》等，这奠定了他书法的底子。

　　画画虽没师承，也没专门学过，可汪先生的父亲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父亲作画时他就站在边上看，有时帮着抻抻纸，作画的技巧如勾筋、布局、设色等就这样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读画的机会也多，家中藏有不少珂罗版的古画，他翻来覆去地看，很早就培养了识画的才能，对陈白阳、徐青藤、八大的画，“乃大好之”。那些谈艺类的杂书，诸如余澹心的《板桥杂记》、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等，也都年幼时即有所涉猎。

　　在《苦瓜是瓜吗》（写于1986年）一文中，汪先生这样写道：“‘苦瓜’之名，我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我家里有不少有正书局珂罗版印的画集，其中石涛的画不少。我从小喜欢石涛的画。石涛的别号甚多，除石涛外有释济、清湘道人、大涤子、瞎尊者和苦瓜和尚。”一篇饮食类文章，却从画入手，写得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从中亦可看出他不一般的童子功。

　　汪先生少年时打下的书画功底，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慢慢发酵。初中时放学回家，一路上东看西看，画画的、裱画的都不错过。到了大学，但凡与字画相关的，他都有兴趣。泡茶馆，爱看茶馆的匾额、饰壁的字画；逛裱画店；看恩师沈从文先生的各种收藏，跟着他到处闲逛看一些字画漆器等；教他汉魏六朝诗选课的杨振声先生还专门邀他到住处一起欣赏姚茫父的册页。

　　在沈从文先生引荐下，1948年，汪先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历史博物馆职员，这让他有机会看了不少字画。他爱看画展，常带着家人去看绘画展览、故宫的字画等。据女儿汪朝回忆：父亲对故宫书画馆的展品非常熟悉，如数家珍。

　　书画方面的修养慢慢精进，融入血液，化为精神。如果不深谙此道，根本不会有那么多文画相通的体验，也不会创作出那么多以书画为题材的小说及散文，更不会多年不动笔，一旦机会来临，立马显出不一般的绘画才能。过硬的童子功，多年的浸染，让中国传统的书画精神和汪先生其人其文融为一体了。

　　会画画，对汪先生的创作多有影响。这一点他自己也深以为然：“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见《两栖杂述》）

　　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汪先生又谈道：“我的喜欢看画，对我的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我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有的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有‘画意’，这不是偶然的。我对画家的偏爱，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影响。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这些话都是夫子自道，也是理解汪先生小说创作的门径之一。

　　作为一位书画兼擅的知名作家，对于当代画坛，汪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并提出意见：“我建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要开两门基础课，一是文学课，要教学生把文章写通，最好能做几句旧诗；二是书法课，要让学生临帖。”（见《谈题画》）他还说：“一个画家，首先得是个诗人。”（见《题画二则》）

　　这些话颇富建设性，不知书画界的专家学者是否以为然。

　　学人小传

　　汪曾祺，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1939年就读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之路由此起步。194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在文坛崭露头角。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等。1950年起先后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接受了民间文学的诸多滋养。1962年到北京京剧团任编剧，直至离休，是现代京剧《沙家浜》剧本的主要改编者。1963年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出版。新时期创作了《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一批风格独特的小说，出版有小说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矮纸集》，散文集《蒲桥集》《晚翠文谈》《塔上随笔》《独坐小品》《旅食集》《逝水》等。1997年5月16日因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7岁。

　　 （作者：段春娟，系山东财经大学副编审，曾编《文与画》《五味》《人间草木》《说戏》等与汪曾祺相关书籍，并于汪曾祺去世十周年之际，策划选编纪念集《你好，汪曾祺》等。）